親權案例-探視權遭惡意阻撓能請求精神賠償嗎？親權侵害之侵權責任與實務判決解析

22 Apr, 2026

案例摘要：

在離婚後親權或探視權之行使過程中，若一方長期、惡意阻撓他方與未成年子女接觸，是否得依侵權行為請求精神賠償，實務上已逐漸形成肯定見解。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對於基於親子關係之身分法益，如遭不法侵害且情節重大者，被害人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親權本質上兼具權利與義務，其核心在於保護與教養未成年子女，若一方蓄意剝奪他方與子女之聯繫，除侵害親權本身，亦可能危及子女之身心發展。實務上在情節重大情形下得請求精神慰撫金。

律師講解：

從律師辦案角度來看，提起侵權行為請求精神賠償，並不僅僅是為了取得金錢補償，更重要的是「建立法律壓力」。

當一方長期無視法院裁定或探視安排時，單純聲請強制執行或變更探視方式，未必足以遏止其行為。此時透過侵權訴訟，使其承擔賠償責任，往往能有效提高其遵守義務之意願。

在我實務處理案件中，許多當事人於提起損害賠償訴訟後，對方即開始配合探視安排，顯示此類訴訟具有相當之嚇阻效果。

總結而言，探視權遭惡意阻撓，確實有機會構成侵權行為並請求精神賠償，但成立與否仍須視個案情節是否重大。對當事人而言，如何蒐證並呈現對方持續阻撓之行為，以及對親子關係之實際影響，將是案件成敗之關鍵。

一、親權與探視權之法律本質——權利與義務之結合

在我承辦親權及探視權糾紛案件中，最常見的爭議之一，即是一方藉由實際控制子女，而排除他方與子女接觸。此時必須先釐清，親權在法律上並非單純的「權利」，而係權利與義務之結合。

依民法第1084條第2項規定，父母對未成年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所謂「保護」，係指避免危害、維護安全；「教養」，則係促進子女身心健全發展。兩者相互結合，構成親權制度之核心。

因此，親權或探視權之行使，並非僅為滿足父母自身情感，而係為達成子女最佳利益之必要手段。若一方刻意阻撓他方接觸子女，不僅侵害對方權利，亦可能違反其自身應負之教養義務。

二、探視權遭妨礙是否構成侵權行為——民法第195條之適用

關於探視權受阻是否可請求精神賠償，關鍵在於是否符合侵權行為之構成要件。

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第3項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法益或基於親子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者，被害人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實務見解已逐漸承認，「親權」及「與子女之情感連結」，屬於受法律保護之身分法益。若一方長期拒絕交付子女、阻撓會面交往，甚至刻意切斷聯繫，已可能構成對該身分法益之侵害。

在我辦理案件中，法院通常會從「是否故意」、「是否持續性行為」、「是否影響親子關係」等角度，判斷是否已達侵權程度，而非僅以單一違反探視安排即認定成立。

三、實務判決趨勢——須達「情節重大」之程度

從實務裁判觀察，並非所有探視權受阻均可請求精神賠償，關鍵在於是否達到「情節重大」。

例如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2年度中簡字第2638號判決即指出，親權人基於親權所生之接觸與照顧權利，若遭他人不法侵害，得依民法第195條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又高雄地方法院107年度訴字第1323號判決更進一步認定，被告長期阻撓探視，甚至切斷母子聯繫，嚴重影響子女情感發展，違反善意父母原則，已屬情節重大，應負精神賠償責任。

此類判決顯示，法院特別重視以下因素：是否長期反覆阻撓、是否刻意破壞親子關係、是否影響子女身心發展，以及是否違反誠信與善意父母原則。

又親權在現代法上謂以保護教養未成年子女為中心之職分，不僅為權利，同時為義務，乃我國民法第1084條第2項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即明揭斯旨。又所謂保護，指預防及排除危害，以謀子女身心之安全；教養，則謂教導養育子女，以謀子女身心之健全成長。保護為消極的作用，教養為積極的作用，但兩者互為表裡，相輔相成，而構成渾然一體的權利義務。是就負擔親權者而言，得以在實力支配領域內，自由接近、探視及照顧未成年子女，為其上開行使權利、履行義務之基本要件；反之，就未負擔親權責任之一方，亦負有將未成年子女交付予他方之協力義務，以使對方得為行使上開權利、履行義務，以促進對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之實現，此觀我國實務上亦認親權人本於其親權，得向抑留子女之人請求交還子女（即子女交還請求權）可證。從而，親權者主張其親權遭侵害，無論侵權行為究係另一親權人或係第三人，該親權人均得依上開規定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2年度中簡字第2638號民事判決參照）。

「被告無視未成年子女迄今5歲餘，向來之主要照顧者為原告，而被告與未成年子女之關係甫經會面交往而逐漸建立，竟罔顧未成年子女與原告間長期之依附關係，突然斷絕原告與未成年子女間之一切聯繫，為求占有未成年子女之目的，完全忽略未成年子女之情緒需求，漠視此舉將嚴重影響未成年子女之安全感建立，又被告長期拒絕或阻撓原告探視未成年子女，被告妨害原告探視丙ＯＯ之權益，致使丙ＯＯ無法獲得與母親間之天倫依偎及親子孺慕之滋養，且因被告拒絕原告探視之堅決態度，已危害未成年子女丙ＯＯ身心及人格之健全發展，足認被告違反『善意父母原則』，且情節重大，並經高雄少家法院於105年度家親聲字第00號裁定敘明無訛，自屬對丙ＯＯ有未盡保護教養義務，顯不利於丙ＯＯ，更因此妨礙原告對於丙ＯＯ保護教養、監督之權利，侵害原告對於丙ＯＯ之親權，且衡其情節堪稱重大，原告之精神上自感到痛苦而受有損害，揆諸上開法律規定，原告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精神慰撫金，應屬有理（高雄地方法院107年訴字第1323號民事判決參照）。」

四、精神慰撫金之計算標準——個案衡量原則

關於精神賠償金額之認定，實務上並無固定標準，而係採個案衡量方式。

依最高法院48年度台上字第1982號判例及86年度台上字第511號判決意旨，慰撫金之多寡，應以被害人精神上所受痛苦為基準，並綜合考量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及加害情節。

在實務經驗中，若僅屬短期阻撓或偶發爭議，金額通常較低；但若屬長期惡意阻撓、甚至剝奪親子關係之案件，法院判決金額可能達數十萬元甚至更高。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亦會考量子女本身之影響程度，若已對子女心理發展造成明顯不利影響，則賠償責任更容易成立。

而關於慰撫金之多寡，應以被害人精神上所受之苦痛為準據，亦應審酌被害人之地位、家庭情況及加害人之地位，俾資為審判之依據，故應就兩造之身分、職業、教育程度、財產及經濟狀況，用以判斷非財產上損害之慰撫金數額（最高法院48年度台上字第1982號判例、86年度台上字第511號判決意旨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