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個問題，依據民法第1065條第1項的規定，認領的前提乃是被認領人必須為非婚生子女，亦即在法律上尚未與生父建立親子關係。若該子女已具婚生子女之身分，自無從為認領之標的。2007年民法修正前，法律不承認「死後認領」制度，亦即非婚生子女若在生父死亡後欲建立法律上的父子關係，將無法對生父的繼承人或其他公權力機關提起認領之訴。

按民法第1065條規定：「非婚生子女經生父認領者，視為婚生子女。其經生父撫育者，視為認領。（第1項）非婚生子女與其生母之關係，視為婚生子女，無須認領。（第2項）」準此，因子女與生母之關係，僅依分娩之事實即發生法律上之母子女關係，或當然為婚生子女，或視為婚生子女，均無須認領。至非婚生子女與生父之關係，因非婚生子女為生母與生父於無婚姻關係存續中受胎所生之子女，故在生父未認領前，生父與非婚生子女無親子關係，是認領係生父對於非婚生子女承認其為父而領為自己子女之行為，合先敘明（法務部97年12月2日法律決字第0970039372號函、本部98年10月16日法律決字第0980041087號函參照）。

我國民法就認領之方式，未設規定，從而生父不必以訴請求之，至戶籍法第7條規定：「認領，應為認領登記。」但此僅為證明方法而已。又認領之意思表示，無須向被認領人或其生母為之，認領登記之申請，可認為其中含有此項意思表示者，即足發生效力。又生父對非婚生子女有撫育之事實，視為認領，所謂撫育不限於教養，生父有以該子女為自己子女之意思，而預為支付撫育費即可。（陳棋炎、黃宗樂、郭振恭，民法親屬新論，2010年9月修訂9版，第300頁；戴炎輝、戴東雄、戴瑀如，親屬法，2009年2月最新修訂版，第312頁參照）按認領，係生父對於非婚生子女承認其為父而領為自己子女之行為，故認領不獨以有自然的血統連絡之事實已足，尚須認領人有領為自己子女之意思。又在我國民法，認領為生父之單獨行為，認領須由生父本人為之，他人不得代理，且不得干涉之，無須得非婚生子女或生母之同意，自亦無須他人為該認領之同意。另認領有形成權之性質，不受消滅時效及起訴期間之限制，亦不問子女之年齡如何，均得為之。（陳棋炎、黃宗樂、郭振恭，前揭書，第298頁至第299頁；戴炎輝、戴東雄、戴瑀如，前揭書，第313頁參照）(法務部100年03月31日法律字第1000006994號)

此一制度設計基於「認領」本質為一種私法上的意思表示行為，既為身分法律行為，自應由生父親自為之，若生父已亡，則認領行為已無從作出。然此舊法制之下的規定，實際上造成不少非婚生子女之權利真空，無法透過法律制度確認其血統關係，亦無從取得對生父的法律扶養或繼承請求，形成對非婚生子女權益之不當限制。

有鑑於此，2007年民法修正後，正式承認死後認領制度，目的在於保障子女權益與確保血統真實，並配合國情考量，由生父的繼承人作為訴訟對象，相對更能辨識並提出生父在生時之書證資料或相關言行，法院也較能藉此釐清親子血緣關係。

依民法第1067條第2項之規定，認領之訴若於生父死亡後提起者，原則上應向其繼承人為之；若生父無繼承人，則得向社會福利主管機關為之。此種制度性安排，不僅提供非婚生子女更穩定之身份保障，也使「認領」不再受限於生父是否仍在世，而能符合現代社會中「子女最佳利益」之核心價值導向。

就認領之訴之訴訟類型而言，2007年修正前，依舊法文義係「請求生父認領」，表現出明確的請求性質，通常被歸類為「給付訴訟」。亦即訴訟標的係為生父作出認領行為，訴訟目的係請求對方依民事義務為認領之表示。

然而在新法通過死後認領制度後，已無被告當事人可供請求履行義務，此時訴訟之本質已從請求對方作成行為之訴訟轉變為「形成訴訟」，亦即請求法院判決創設法律上的父子關係，其結果在於由法院直接依判決形成親子關係，而無須經由生父表意行為。因此，在實務上與學說上，普遍認為認領之訴於民法修正後，性質已由給付訴訟轉為形成訴訟。

進一步來說，即便非婚生子女經由訴訟確定生父為其法律上的父親，依民法第1069條規定，該子女對於生父之繼承人仍不得主張繼承回復請求權。換言之，認領僅能使其與生父間之親子關係於法律上成立，但若生父在未認領前即已死亡，其遺產分配多半已完成，子女即使經法院認定具親子關係，也不能主張請求生父其他繼承人返還已分得之遺產。

此條規定所欲達成的，是在保護法律秩序穩定與第三人權益的同時，避免死後認領制度成為未來繼承紛爭之導火線。因此，即便死後認領已成為制度之一環，其法律效果仍須以「確立親子身分」為限，不得延伸主張已失效之繼承分配利益。

綜合言之，死後認領制度在我國民法經2007年修正後正式納入制度範圍，具高度保護非婚生子女身份權益之意義，使非婚生子女即使生父已死亡，仍得透過訴訟程序確認親子關係，進而確立其於法上的權利地位。

然需注意，雖可確認父子關係並溯及自出生時起產生法律效果，但若生父之遺產早已依既存繼承程序分配完畢，則縱使勝訴亦不得主張繼承回復之請求，僅得享有身份上之權利義務，如扶養義務、姓氏變更、近親婚姻限制等。該制度於權利保障與秩序穩定間取得一相對平衡，也使我國收養與認領制度更趨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