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養的程度與方法如何決定?

更新:  /  
作者:詹豐吉律師

問題摘要:

扶養的程度應依據受扶養人的需求與扶養義務人的經濟能力來決定,法院通常會各地區的消費支出標準來計算扶養費用,確保其合理性,在扶養的方法上,當事人應優先透過協議決定,若無法協議,則交由親屬會議或法院裁定,法院在決定扶養方式時,通常會以金錢給付為主,但在某些情況下,也會允許以勞務照顧的方式履行扶養義務,這樣的法律規範確保了扶養制度的公平性,讓受扶養者能夠獲得適當的支持,也讓扶養義務人能夠在合理範圍內履行其義務,以維護家庭和諧與社會公平。

 

律師回答:

扶養的程度與方法應依據法律規定來決定,民法第1119條的規定,扶養的程度應按照受扶養權利者的實際需要,以及扶養義務人的經濟能力與身分來進行衡量,受扶養權利者的需求通常包含基本的日常生活費用、醫藥費用、住宿費等,這些開支是確保受扶養者能夠維持基本生活的必要條件,在實務上,法院通常會參考扶養義務人的所得與財產資料清單,來判斷其是否具備足夠的經濟能力來履行扶養義務,也就是說,即便受扶養人確實有需要,若扶養義務人本身經濟能力有限,法院仍可能會酌情減輕其扶養負擔,此外,法院在計算扶養費時,通常會參考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的各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費用作為衡量標準,例如,法院可能會特定地區的生活成本來判斷受扶養者的基本生活需求費用,這樣的計算方式確保了扶養費的合理性,並能夠公平分配扶養義務,這種標準的適用確保了法院在審理扶養案件時,能夠客觀數據來做出公正的裁決,而非單憑當事人的主觀陳述來決定扶養金額,舉例來說,若父母的需求包括生活費與醫療費用,則法院在考量扶養義務人的經濟能力與身分後,可能會依據個別子女的財務狀況來分配扶養費用,若某些子女經濟能力較強,則可能需要負擔較多的扶養費,而經濟狀況較差的子女,則可能被酌減其應負擔的金額,這樣的做法確保了扶養制度的公平性,讓所有扶養義務人能夠在合理的範圍內履行其義務。

 

至於扶養的方法,民法第1120條的規定,應由當事人先行協議決定,子女與父母應該優先透過協商來決定扶養的方式,例如,可以由部分子女提供金錢扶養,而其他子女則提供勞務或照顧,這種協商機制讓家庭成員能夠彼此的能力與意願,找到最合適的扶養方式,然而,若當事人無法達成協議,則應由親屬會議來做出決定,親屬會議通常由直系血親與其他近親屬組成,其目的是為了在家庭內部透過民主協商的方式來解決扶養問題。

 

然而,在實務上,親屬會議的召開往往較為困難,因為家庭成員之間可能會因意見分歧而難以達成共識,因此,當親屬會議無法順利進行,或者仍無法決定適當的扶養方式時,則由法院依照法律規定來裁決,法院在決定扶養費用的具體數額與方式時,會考量多個因素,包括受扶養人的實際需求、扶養義務人的經濟能力、雙方過去的扶養情形,以及是否存在特殊因素需要額外考量,例如,若受扶養者罹患重大疾病,導致醫療費用高昂,法院可能會要求經濟能力較好的子女負擔較高的醫療開支。

 

另一方面,如果扶養義務人自身也面臨財務壓力,例如失業、負債或身患重病,法院可能會相應減輕其應負擔的扶養金額,這樣的做法確保了扶養制度能夠兼顧受扶養者的需求與扶養義務人的實際能力,避免因扶養義務的履行導致扶養義務人陷入經濟困境,此外,在具體的扶養方式上,扶養義務人可以選擇金錢給付或勞務照顧的方式履行扶養義務,金錢給付的方式較為常見,通常是由子女定期支付一定金額作為父母的扶養費,而勞務照顧則是指子女親自照顧父母,例如提供日常照護、陪伴、協助就醫等,這兩種扶養方式並非互斥關係,而是可以實際情況進行搭配,例如,若某子女因工作忙碌無法親自照顧父母,則可以選擇支付金錢扶養,而若某子女經濟能力有限,但可以提供實際的生活照顧,則可以選擇勞務扶養,這樣的安排可以確保扶養義務的履行方式更加靈活,符合不同家庭的需求,然而,在法院裁定扶養方式時,通常會以金錢給付為主,因為金錢給付的方式較為明確,也較容易執行與監督,若扶養義務人拒絕履行法院裁定的扶養義務,受扶養人可以依據強制執行程序,請求法院強制執行,例如扣押扶養義務人的薪資或財產,以確保扶養費的履行,這樣的法律設計確保了受扶養人的基本生活需求能夠獲得保障,而不會因扶養義務人的怠惰或拒絕履行義務而陷入困境。

 

-家事-親屬-扶養-扶養的程度與方法-

 

(相關法條=民法第1119條=民法第1120條)

瀏覽次數:1172
溫馨法律提醒

網路上寫的法條與案例雖然多,但每個人遇到的實際狀況都不一樣。本文內容僅作為法律知識的白話分享,不能取代正式的律師諮詢意見。法規與實務見解隨時可能更新,請以最新的法律規定與法院判決為準。

您可以這樣處理

別獨自面對法律壓力,讓我們陪你找回公道。面對法律問題,焦慮和等待無法解決問題。不論是想了解勝訴機率、還是需要調解談判的技巧,我們的專業律師團隊都能給您最安心的依靠。現在就留下您的聯絡方式,跨出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您可能有興趣:

情已逝只剩「夫妻借據」法院判離

新聞摘要: 苗栗縣邱姓男子與陳姓妻子96年結婚後,家計都靠妻子支撐。但邱男連買菸、理髮的費用都向陳女索取,夫妻間金錢往來甚至輪到要寫借據。陳女更說,她因生活壓力罹患蕁麻疹對房事沒興趣時,邱男竟說「同房要付錢嗎」。法官認為夫妻間就連金錢往來都要寫借據,夫妻情誼蕩然無存,判准兩人離婚。   陳女主張,婚後擔任電子工廠作業員,但是收入都被邱男拿走,連購買香菸、理髮等費用都由她支付。邱男因無責任感,工作態度不佳,導致自身經濟狀況不良,甚至身無積蓄,竟然還買車,每月2萬元車貸也都靠陳女支付。   陳女表示,邱男在外與他人有債務問題,陸續向她拿走約15萬元,讓她感覺經濟、生活壓力甚大,因而罹患蕁麻疹,對於男女房事也提不起興趣。可是邱男不但不關心她的健康狀況,甚至還出言侮辱「同房有那麼難嗎,是要付錢嗎」。   陳女因身心俱疲,於104年3月離家,邱男卻在她離家後立刻要求把戶籍遷走,所作所為讓她心灰意冷。   邱男則坦承兩人溝通過,以借貸方式處理夫妻之間的金錢往來,才簽下借據。但邱男表明並非不關心家庭和陳女,陳女所說不符合事實,他不願意離婚。   法官認為,邱男未體恤陳女工作辛勞而頻繁借貸,夫妻感情已消磨殆盡。夫妻之間甚至還簽下借據,須以書面證明金錢往來。其中還記載「若沒還不可再借」、「我無條件離婚」等字句,顯見兩人夫妻情誼、信賴關係嚴重破滅,因此判准兩人離婚(2016-06-22自由電子報記者蔡政珉/苗栗報導)。 律師評析: 在這起苗栗縣的離婚案件中,法官認為邱男未能體恤陳女的工作辛勞且經濟上過度依賴陳女,兩人之間的夫妻關係已嚴重破裂,甚至需要書面借據來證明金錢往來,顯示雙方已無法維持基本的信任和支持。因此,法官判准離婚。   在台灣法律中,婚姻關係存續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夫妻之間的互相扶持與信任。當這種互信關係破裂到一定程度時,如雙方必須透過借據來處理日常經濟往來,且伴隨著重大的情感或經濟壓力,法院往往會認為婚姻已無法繼續維持。此外,邱男的行為,如未能理解並支持妻子面對的壓力、不當的言語以及對夫妻共同財務的處理方式,這些都是法官考量離婚的重要因素。   這類案例反映了法院在處理離婚訴訟時,對於夫妻之間情感與經濟支持的重視。夫妻雙方在婚姻中的貢獻,無論是經濟上或是情感上的支持,都是維繫婚姻關係的關鍵。當這些支持不存在,或者由於一方的行為導致另一方承受過度壓力而未得到適當的照顧和尊重時,法院可能會考慮批准離婚,以結束雙方的婚姻關係。   法院認為邱男未體恤陳女工作辛勞而頻繁借貸,夫妻感情已消磨殆盡。夫妻之間甚至還簽下借據,須以書面證明金錢往來。其中還記載「若沒還不可再借」、「我無條件離婚」等字句,顯見兩人夫妻情誼、信賴關係嚴重破滅,因此判准兩人離婚。   茲就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04年度婚字第54號民事判決摘錄如下: 按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乃抽象的、概括的離婚事由,係民法親屬編於74年修正時,為因應實際需要,參酌各國立法例,導入破綻主義思想所增設,其目的在使夫妻請求裁判離婚之事由較富彈性。關於「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係以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為其判斷之標準。而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則應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而定。查證人即被告兄長邱清和到庭證稱:被告婚後在仲介上班,可能業績不太好,常常在換,後來兩造吵後被告換做保全,和兩造平常私下不常聊他們的工作,不瞭解他們經濟狀況,但知道他們常有口頭上爭吵。我知道家裡沒有什麼重大開銷,只是一般吃穿花費,婚喪喜慶亦都是我在支付,被告以前有跟兄弟姊妹借錢,至於被告未曾提過向原告借貸。兩造不曾在我面前吵過,我與被告年紀差距較大,很少與被告說話。被告還有母親、另一個哥哥與兩造同住,被告母親體力好不需照顧,兩造所居住房屋係我所有,水電由兩造支付,稅金偶爾由我支付,所以兩造幾乎只有水電費支出,如果有上班都過得去等語明確,足徵兩造婚後由被告兄長提供房屋,而被告之母親、一名兄長與兩造同住,被告母親身體尚佳無需特別照顧,而家庭生活開銷需由兩造負擔者主要僅為水電費、稅金及雙方生活費等,可見兩造經濟尚無重大負擔。按家庭生活費用,除法律或契約另有約定外,由夫妻各依其經濟能力、家事勞動或其他情事分擔之,民法第1003條之1定有明文。而兩造家庭生活已無重大支出,倘如雙方均能積極謀職,妥善管理且運用薪資,當經濟穩固而不致於有經常借貸之需。   查原告為大陸籍配偶,遠嫁來台,其長年在電子廠工作,於103年薪資所得共計313,645元,有本院稅務電子閘門資料查詢表附卷可證,其每月收入約2萬餘元,並非豐厚;而被告對於其長年從事仲介業,無底薪,有成交始有收入,收入極不穩定乙節並不爭執,而兩造有基本生活開銷,被告正值壯年,無積蓄亦未積極思考另謀職以求經濟之穩定,未開源,亦未節流,導致生活所需費用經常要求原告負擔或向原告借貸,舉凡被告報名考試之代書費用、投資之直銷費用、國民年金繳納費用、所使用車輛之貸款、油料、香菸等大大小小費用均向原告索取,對收入並非豐厚之原告已造成生活負擔及心理壓力,且被告長期未負擔家計,對婚姻生活承擔、負責之態度不佳,自當影響原告對其之信賴及相處之和諧,彼此對於家計負擔之爭執頻繁及原告長期累積之不滿導致兩造婚姻破綻已生。又依原告提出之借據觀之,被告確實頻繁向原告借貸,項目包括電話費、水費、打球、汽車過戶、理髮費等,借貸金額少則數百元,多則千或萬元,長期累積至128,500元,足認被告經濟管理能力不佳,生活所需基本費用均仰賴原告提供,其未體恤原告工作之辛勞而頻繁借貸,夫妻感情已消磨殆盡。又被告於借據上記載「若沒還不可再借」、「我無條件離婚」,於102年1月21日離婚協議書上復記載願無條件離婚等語,亦堪認被告收入不定、持續向原告索討金錢、借貸等情,已至兩造夫妻情誼、信賴關係嚴重破滅,而需以書面證明兩造之金錢往來,亦爭執至言明離婚之地步。又原告已於104年3月遷出兩造住處,且未告知被告住處。被告知悉兩造婚姻已至破裂,惟仍未有積極修復之舉,依原告所提出兩造LINE對話紀錄所示,被告僅與原告討論戶籍變動、償債、及被告主張原告應返還曾經支付之人民幣及機票費用為離婚條件之事,已未再討論如何修復兩造破綻及維繫家庭,亦未見對原告有積極挽留之意,堪認兩造均知彼此互信、互愛基礎已失,未能合作共謀經濟生活之穩定,營造和諧家庭氣氛,致原告已失共同建立美滿婚姻之期待,兩造共營婚姻之目的已不能達成,可認婚姻關係已產生重大破綻。被告長年經濟不定,致原告獨力負擔家計,且持續向原告索討、借貸金錢,對婚姻、感情維繫未見積極,就兩造婚姻之破裂顯可歸責。準此,原告主張兩造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訴請裁判離婚,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相關法條=民法第1052條=民法第1003-1條)  

醫師把空姐瞞婚 損「貞操權」賠150萬

新聞摘要: 傅姓空姐14年前在飛機上服務時,結識林姓醫師並熱戀3年,林男卻瞞著傅女與另名女子結婚生女,還隱瞞已婚身分,持續與傅女交往。傅女發現後,認為林男浪費她8年青春,害她過了生育年齡,向桃園地院訴請損害求償;法官認為林男侵害傅女的「貞操權」,昨判他應賠償傅女150萬元。   目前已46歲的傅女向法院提告,指控現年51歲的林男腳踏兩條船。她表示,101年底,林男說要與哥哥到美國一個月,卻是帶著妻女出遊,待林男返國,她要求看相關照片,林卻拿不出來;她吵著要見林的父母,林才坦承已結婚並生下女兒。   傅女提出她事後質問林男的簡訊,她傳訊稱:「你用欺騙的,以為不做違法的事情,什麼畜生不如的勾當都可以做是不是?」林回:「睡10幾年,哪次不是你情我願的。」她再傳訊:「你用這惡毒方式欺騙我,這叫做你情我願的嗎?」林男又回:「難道我有拿著刀槍逼你陪我睡嗎?」傅女主張,林男隱瞞已婚事實,浪費了她8年青春,導致她過了生育年齡、害她無法再生育兒女,且身心靈受創,無法面對親朋好友。   法官審理認為,林男隱匿已婚事實,導致傅女不知情而同意發生性關係,有害於貞操權,昨判林男應賠償150萬元。   判決指出,民法第195條於88年間修正,增設獨立人格法益「貞操」,即個人對於其是否及與何人發生性行為,有自主決定的權利,若隱匿已婚事實,致他人不知情而同意性交,即有害於貞操權,得請求損害賠償(2016-06-21 自由電子報 記者余瑞仁/桃園報導)。 律師評析: 這起案件涉及了民法中對於「貞操權」的保護。根據台灣民法第195條的規定,貞操權是個人對於其是否以及與何人發生性行為的自主決定權。在此案件中,林男隱瞞已婚事實,使得傅女在不知情的狀態下同意與他發生性關係,這被認為侵害了傅女的貞操權。   由於林男的行為使傅女在精神和情感上遭受重大損害,加上影響了她的生育計劃,法官因此裁定林男需對傅女支付150萬元的賠償。此案反映了在台灣法律中,個人的情感權益和性自主權受到的重視,以及法院對於這類情感欺詐行為的態度。   這類案件通常涉及複雜的情感因素和法律評估,尤其是在證明欺詐行為和其對個人生活影響的具體損害上。這起判決不僅基於法律的規範,也反映了對個人權益的保護意識,強調在人際關係中誠信的重要性。   通常遺憾是法律不處理欺騙感情的爭議,事實上這也應該無法可管,也因為如此在這種爭議發生之後,嚴重一點就會衍生成社會案件然後層升為法律可管的範疇,只是深究其中的故事背景後,總是再再讓我覺得,何須、何必又何苦?   但民法第195條於88年間修正,增設獨立人格法益「貞操」,即個人對於其是否及與何人發生性行為,有自主決定的權利,若隱匿已婚事實,致他人不知情而同意性交,即有害於貞操權,得請求損害賠償。   茲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4年度訴字第1378號民事判決摘錄如下: 人格權之保護為民法之首要任務民法以人為本位,以人之尊嚴為倫理基礎,人格之保護為民法之首要任務,人格包括能力、自由及人格關係。人、權利能力及權利主體,不可分割(見王澤鑑教授著民法總則,2011年8月版,第135頁),此觀民法第16條、第17條之規定即可得知。而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修正前民法第18條定有明文;而71年1月4日修正民法第18條為: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修正理由謂:人格尊嚴之維護,日趨重要,為加強人格權之保護,不但於人格權受侵害時,應許被害人請求除去其侵害,即對於未然之侵害,亦應許其請求防止,爰增訂本條後段規定。自我國民法第18條訂定及修正過程觀之,不僅是加強人格權受侵害時之保障,在修正理由中,更肯認民法首要任務在於人格權之保障。   民法第18條所稱之人格權係指「一般人格權」,即關於人之存在價值及尊嚴的權利,一般人格權經過具體化後,會形成各種特別人格權,例如:姓名、生命、身體、健康、名譽、自由等。修正前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為: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或自由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嗣於88年4月21日修正為: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該修法理由略以:第一項係為配合第18條而設,原條文採列舉主義,惟人格權為抽象法律概念,不宜限制過嚴,否則受害者將無法獲得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爰擴張其範圍,及於信用、隱私、貞操等之侵害,並增訂「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等文字,俾免掛漏並杜浮濫。   從民法第18條人格權保障規定之修正理由,可觀出立法者修正民法第18條之意,乃擴大人格權侵害除去與侵害防止請求權,藉此擴大保障人格權;另就民法第195條第1項之修法歷程,可知現行民法第195條第1項屬民法第18條第2項請求慰撫金之特別規定,並將修正前民法第195條第1項所採列舉主義改採概括原則,增列其他人格法益,使人格權得因應社會變遷而受必要之保護,並得就其非財產上損害得請求慰撫金,目的均係擴大保障人格權之範圍。   而民法第18條第2項所定:人格權受侵害時,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所謂損害賠償乃指財產上損害賠償;慰撫金則指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法律有特別規定,主要在民法第19條、第192條至第195條,而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定之「權利」,當包括人格權在內,即民法第184條亦屬第18條第2項所稱特別規定,第184條所稱損害賠償,除財產上損害外,尚包含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在內,從而,因人格權受損害而請求損害賠償者,均須以民法第184條為請求權基礎,準此,因人格權受有財產上損害時,得依民法第213條以下請求損害賠償;受有非財產上損害時,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慰撫金(見王澤鑑教授著民法總則,2011年8月版,第142頁),則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為訴訟標的,並無違誤。   (1)貞操權之部分 88年修正民法第195條,增設獨立人格法益「貞操」,乃係指「性行為之自主決定」,即個人對於其是否及與何人發生性行為,有自主決定的權利。性行為之對象是否已婚,因涉及該性交行為是否為民、刑事法秩序所容許,屬於性自主決定權之重要事項,在一般情形,隱匿已婚事實致對方不知而同意性交,即有害於貞操權,得請求損害賠償(見王澤鑑教授著人格權法,2012年元月版,第132頁)。依兩造不爭執事項第2至4點所示,被告於94年3月30日與○○○結婚後,即隱匿未告知原告,繼續與原告交往,始於102年6月1日於本院卷第61至65頁所示簡訊中告知原告已結婚等節,再參以兩造於103年9月26日之通話譯文:原告:「你用欺騙的」,你以為不做違法的事情,什麼畜生不如的勾當都可以做是不是?你用欺騙的方式,更卑劣無恥」。被告:「睡你十幾年,哪一次不是你情我願」。原告:「是你情我願嗎?妳跟我說你去結婚我會你情我願嗎?你用這種惡毒的方式來欺騙我,叫做你情願?」被告:「難道我有拿著刀槍逼你陪我睡嗎?」可知被告隱匿結婚之事實,持續與原告交往發生性行為等節,自屬對原告貞操權之侵害甚明。 (2)其他人格法益 如前所述,民法以人為本位,以人之尊嚴為倫理基礎,民法乃以人格之保護為首要任務,包括能力、自由及人格關係。人、權利能力及權利主體,不可分割。而人享有不見不想見之物、不聽不願聽之音等權利,然日常生活中,不論何時何地欲完全享有上開自由,怠無可能,遂可得在一定要件下加以限制,此乃基本權行使需基於相互尊重所使然(即基本權之衝突),是以憲法第23條所定基本權限制之基礎,因此,民法第195條第1項修正時改採概括原則,除列舉之人格權保障外,增定「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等文字,用以保障其他人格法益,並以「情節重大」之構成要件平衡,俾免掛漏並杜浮濫,透過法院依具體個案適用上開規定,更符合憲法第23條所示之內涵。   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易字第1044號判決內容雖認:「貞操,乃指個人對性行為或身體親密接觸等行為之自主決定權。性行為之對象是否已婚,因涉及該性交行為是否為民、刑事法秩序所容許,屬於性自主決定權之重要事項,在一般情形,隱匿已婚事實,致對方不知而同意性交,即有害於貞操權,得請求損害賠償」,將身體親密接觸等行為之自主決定權劃歸在貞操權之範疇內,然本院認為,依88年修正民法第195條之過程,「貞操」之概念應僅侷限於性自主決定權,尚不及於身體親密接觸之行為。   原告主張被告隱瞞已婚事實,持續與原告交往,進而侵害原告人格權等節,然原告因被告隱瞞已婚事實而與被告交往過程中,除性行為外之身體親密接觸等行為,是否屬於「其他人格法益」,本院認:感情交往之基礎乃係在誠信相待,在交往人之間,均未有婚姻之情況下,因未觸及到第三人法律權利之影響,又關係到人類最核心情感的表達,法律在此應該給予最大程度的尊重,不應過度的介入感情思想的表達,然而,在對象之一造倘與第三人已有婚姻關係,在我國制度下乃係一夫一妻制,而與有婚姻關係之人有身體親密接觸等行為時,雖非刑事責任所可處罰,然仍不為民事法秩序所容許,當刻意隱瞞有婚姻關係進而與對象交往,將造成該人陷於遭配偶追訴之風險,且為現行民事法秩序所不容,且隱瞞已婚事實而進而與配偶以外之人持續交往所欲追求的目的是否正當,均屬可疑,是以,此部分當屬民法第195條第1項所定「其他人格法益」之保護範疇內。   再者,…兩造於於91年間認識交往,三年後,被告於94年3月30日與陳堂錦結婚,於94年6月8日登記,被告結婚時未告知原告,持續與原告交往,被告於102年6月1日始告知原告已結婚之事實,隱瞞原告已結婚之事時長達8年餘,情節自屬重大,被告之系爭行為自屬不法侵害原告之人格權,屬民法第195條第1項所定「其他人格法益」。   另所謂「其他人格法益」內涵,由立法理由所明示避免掛漏之虞,乃可知立法者係擴大人格法益之保障,本院俾免掛漏或有畫蛇添足之憾,就此不賦予特定名稱,留待日後社會變遷與法律發展,透過時代觀念之演進,法律思維之活化加以實質補充「其他人格法益」之內涵外,再藉由「情節重大」之要件加以平衡,杜絕浮濫。準此,原告依第184條第1項規定訴請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自屬有據。   慰藉金之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其核給之標準固與財產上損害之計算不同,然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例意旨參照)。則不法侵害人格權,被害人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痛苦之程度、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情形及其他各種狀況,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本院斟酌原告就系爭行為所受精神上痛苦、兩造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慰撫金150萬元範圍內,尚屬允當,逾此部分,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相關法條=民法第16條=民法第17條=民法第18條=民法第19條=民法第184條=民法第192條=民法第193條=民法第194條=民法第195條)

子女扶養義務如何減輕或免除?

問題摘要: 法律規定子女對父母具有扶養義務,但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子女可以依法向法院聲請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若子女因履行扶養責任而導致自己無法維持基本生活,則可以請求減輕扶養責任,但若父母曾對子女有重大侵害行為,例如虐待、遺棄或其他嚴重的不法行為,則法院可能裁定完全免除該子女的扶養義務,法院在判定扶養義務時,會依據受扶養人的行為、扶養義務人的經濟狀況,以及案件的具體證據來做出裁決,這樣的法律設計確保了家庭倫理與社會公平的雙重需求,避免讓曾經受到嚴重傷害的子女,在父母年老後仍然被迫履行扶養義務,使扶養制度真正符合公平與正義的原則。   律師回答: 關於這個問題,扶養義務雖然是一種法律上的責任,但在特定情況下,法律也允許扶養義務人請求減輕或免除其扶養義務,民法第1118條的規定,當扶養義務人因履行扶養義務而導致自己無法維持基本生活時,可以免除其扶養義務,然而,若受扶養者為直系血親尊親屬,如父母或祖父母,則扶養義務人只能請求減輕其義務,而不能完全免除,這是因為法律認為子女對父母的扶養責任具有更高的倫理價值,即使子女經濟困難,仍應適度履行扶養義務,以確保父母的基本生活需求,但法律也考量到子女自身的生存需求,允許在經濟壓力過大的情況下適度減輕其扶養負擔。   然而,當發生某些特定情況時,仍然要求扶養義務人在成年後履行扶養責任,可能會導致不公平的結果,因此,為了保護扶養義務人,法律允許在符合特定條件時,向法院聲請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當扶養義務人遭遇經濟困難,因負擔扶養義務導致自身生活無法維持時,則可以依照民法第1118條的規定,向法院聲請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然而,若受扶養權利人為直系血親尊親屬,例如父母,則法律並不允許完全免除扶養義務,而僅能酌情減輕,這意味著,即使子女經濟困難,仍須在可行的範圍內對父母提供基本扶養,但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請,以降低扶養的金額或改變扶養方式,然而,若受扶養權利人過去曾有嚴重侵害扶養義務人的行為,則法律允許法院裁定免除扶養義務,民法第1118條之1,若父母曾對子女實施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上或精神上的不法侵害行為,例如長期施暴、言語辱罵、情緒虐待等,子女便可以依法向法院聲請減輕扶養義務,甚至在情節特別嚴重的情況下,法院可以裁定完全免除扶養責任,此外,若父母在子女年幼時未盡扶養責任,例如故意遺棄子女、不提供基本生活所需,使子女在成長過程中遭受極大困難,則子女也可以依法向法院聲請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這項法律規定的目的在於確保子女不會因父母過去的惡劣行為,而在父母年老後仍然被迫負擔扶養責任。   另一方面,民法第1118條之1進一步規定了在特定情況下,扶養義務人可以向法院請求減輕甚至免除扶養義務,若受扶養權利人曾經對扶養義務人做出嚴重的身體或精神侵害行為,例如故意虐待、重大侮辱、身心虐待等,或是受扶養者曾經無正當理由遺棄扶養義務人,使其處於極端困難的境地,則扶養義務人可向法院主張減輕其扶養責任,若情節特別嚴重,法院甚至可以裁定完全免除扶養義務,這些規定的目的是為了防止那些曾經嚴重傷害或遺棄子女的父母,在年老後仍然強制要求子女扶養,而使子女陷入不公平的法律責任之中,然而,這些規定不適用於未成年直系血親卑親屬,即父母仍有義務扶養未成年子女,不能因為過去的家庭矛盾或衝突而主張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   法院在審理這類案件時,會具體情況來判斷是否符合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的條件,若受扶養權利人的行為已經達到法律上所認定的「情節重大」程度,則法院可能裁定完全免除其扶養義務,例如,若受扶養人曾犯下刑法上的妨害幼童發育、強制性交、強制猥褻、故意導致扶養義務人死亡未遂或重傷等罪行,法院則可能認定這些行為已超出倫理與法律所能容忍的範圍,進而裁定子女完全無需再履行對其父母的扶養義務,這樣的規定確保了子女不會因父母過去的惡劣行為而被強制要求提供扶養,導致心理與經濟上的雙重負擔。   然而,若受扶養權利人的行為尚未達到「情節重大」的程度,例如,僅是過去親子關係不和、缺乏關心,則法院可能僅裁定減輕扶養義務,而不會完全免除,例如,如果父母在子女成長期間未曾提供足夠的經濟支持,但並未達到完全遺棄的程度,則法院可能會考量雙方的具體情況,酌情減輕子女的扶養義務,例如將扶養金額降低至子女經濟能力可負擔的範圍內,而不會完全免除子女的責任,法院在判斷扶養義務是否應被減輕或免除時,通常會要求扶養義務人提供充分的證據,例如過去受虐的證據、警方報案紀錄、醫療紀錄、社會工作者的評估報告,甚至是過去法院的判決書等,若沒有具體的證據證明受扶養人曾經做出重大不法侵害行為或遺棄行為,則法院通常不會輕易免除扶養義務,因為這涉及家庭倫理與社會安定的重要議題,因此,對於希望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的子女而言,關鍵在於能否提出足夠的證據來證明父母確實有嚴重侵害或遺棄行為,若僅是雙方關係不睦或個人感情因素,法院一般不會輕易支持免除扶養義務的請求。   此外,法院在考量是否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時,還會評估扶養義務人的經濟狀況,若扶養義務人本身已經處於經濟困難的狀態,例如收入微薄、需扶養自己未成年的子女、身患重病或有其他無法承擔扶養責任的特殊情形,法院也可能情況減輕其扶養義務,例如裁定每月僅支付少量扶養費或暫時免除部分義務,這樣的規定確保了法律在維護家庭倫理的同時,也能兼顧扶養義務人的經濟現實。   家事事件法第125條規定,與扶養義務相關的案件專屬於受扶養權利人住所地或居所地的法院管轄,這些案件包括關於扶養請求事件、請求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事件、因情事變更而請求變更扶養程度及方法的事件,還有其他與扶養有關的法律糾紛,這項法律的存在確保了受扶養人與扶養義務人之間的權利與義務能夠透過法律途徑得到公平的處理。   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時,會個案的事實與證據來判斷是否符合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的條件,例如,法院可能會要求子女提供受虐的證據,如醫療紀錄、社工報告、報案紀錄、法院判決書等,或是提供證明父母未曾履行扶養責任的證據,如學校生活補助申請紀錄、社福機構的輔導紀錄等,這些證據能夠證明受扶養權利人的行為是否已達到法律上認定的「情節重大」,若法院認定受扶養人確實曾有重大侵害行為,則可能裁定子女完全免除扶養義務,若侵害行為程度未達到免除標準,則法院可能裁定減輕扶養義務,例如降低子女應支付的扶養金額,當扶養義務人為多名子女時,例如父母有四名子女,法律規定這些子女皆須依照經濟能力共同分擔扶養責任,但若其中某些子女因扶養父母而導致自己無法維持基本生活,則可以依法向法院聲請減輕其扶養責任,   然而,若父母過去曾對子女有嚴重的不法行為,則該子女可以向法院聲請完全免除扶養義務,例如,若父母曾對子女施加身心虐待,導致子女心理創傷,或者過去未曾照顧子女,使其在童年時期遭受極大困難,則法院可能認定這些行為已達到情節重大的程度,進而裁定該子女無須再履行扶養義務。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時,會依據公平原則做出裁決,除了考量受扶養人是否曾經嚴重侵害子女,法院也會考量子女的經濟狀況,若子女本身經濟困難,例如收入微薄、需撫養自己未成年的子女、身患重病或負擔沉重的醫療費用,則法院可能酌情減輕其扶養義務,例如裁定該子女僅需支付少量扶養費,或暫時免除部分義務,這樣的規定確保了法律在維護家庭倫理的同時,也能兼顧扶養義務人的經濟現實。   此外,當扶養義務人希望依法請求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時,應向受扶養權利人住所地或居所地的法院提出家事聲請狀,這類案件應專屬於受扶養權利人的住所地法院管轄,因此,子女在提出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的請求時,必須確保案件提交至正確的法院,以避免法律程序上的錯誤,此外,聲請人應準備完整的證據資料,以支持其主張,例如醫療紀錄、過去的社會福利紀錄、警方報案紀錄、法院判決書等,這些證據對於法院裁定扶養義務的程度與範圍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家事-親屬-扶養-扶養義務減免-   (相關法條=民法第1118條=民法第1118-1條)


LINE免費諮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