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老人家罹患失智症？
20 May, 2025
問題摘要：
每一位失智長者的背後，都是一個家庭的挑戰與付出。這不僅是醫療問題，也是法律議題，更是倫理與情感的拉鋸。家屬在面對患者行為異常、財產風險或法律責任的同時，應善用法律制度來保障長者安全與尊嚴。我們每個人都會變老，也都可能在未來面對失智症的困境，唯有現在積極打造友善社會、推動適當法治與建立健全照護制度，才能為未來的自己與家人鋪好一條平穩而有尊嚴的老後之路。
律師回答：
一位高齡老先生因在家樂福、全聯及便利商店等地先後八次行竊泡麵、布丁、香腸等生活小物，涉及七件竊盜案件，每次竊取金額多未超過兩百元，價值極為輕微。針對這些行為，老先生大多否認犯罪，其答辯理由如：曾看到學生在店外或開車經過，趕著追出店外招呼或搭車回家，因此忘記結帳。從其反覆行為與答辯內容觀察，其實極可能罹患失智症，因其思考與行為方式已偏離常理，甚至難以辨識自身行為的法律後果。法院於判決時，依刑法第18條第3款規定，對滿八十歲之人可酌情減輕其刑，再依第59條「情狀顯可憫恕」及第61條第2款「竊盜情節輕微且憫恕者可免刑」等法條綜合考量，最後裁定免除其刑責。然而，老先生未經矯正或妥善照護，仍再次重犯，進一步顯示其心智狀況已嚴重退化，不宜再以一般刑事責任標準來處理，而應從醫療、照護與法律保護層面切入。
失智症是一種症候群，常見於年長者，並非單一疾病，會影響記憶、判斷、行為及情緒，甚至導致其無法辨識自己行為的結果。家屬若懷疑老人已有失智傾向，應儘速安排神經科或精神科專科評估，取得醫師診斷證明，確認其是否已喪失自我照顧及法律行為能力。若確診失智症且影響其基本判斷能力，家屬可以依民法第14條向法院聲請監護宣告，請求法院指定適當之監護人來代理其日常事務與財產管理。若情況尚未嚴重到完全無行為能力，則可改向法院聲請輔助宣告，由法院指定一位輔助人協助處理特定法律行為，例如財產處分、醫療決定等。
依據民法第14條，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無法有效意思表示之人，法院可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等之聲請，為監護宣告。監護宣告一旦成立，該人即喪失行為能力，需由監護人全權代理其一切法律行為，例如買賣、繼承、訴訟、提款等。相對地，若其尚保有部分判斷與生活能力，則可依民法第15-1條聲請輔助宣告，讓其成為限制行為能力人。此情形下，其部分法律行為須經輔助人同意，尤其是重大財產處分、訴訟行為等。
民法第15-2條也規定，受輔助宣告之人如欲為涉及遺產分割、不動產交易、擔任法人負責人、提起或撤回訴訟等重要法律行為，應經輔助人同意；若輔助人拒絕同意且無合理理由，當事人可聲請法院許可後再為之。此制度設計，兼顧當事人部分自我決定權與必要法律保護，尤其適用於早中期失智症患者。相對於傳統監護宣告的「全面替代」，輔助宣告更為彈性、溫和，也能保留當事人尊嚴。
對於成年智能障礙者的家屬來說，想要透過法律途徑保護家人的財產安全，應該選擇「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監護宣告」適用於完全無法理解或表達意思的情況，大部分時候需要有人協助或代替做決定。「輔助宣告」適用於有理解或表達意思的能力，但能力不夠好，在特定情況下需要人協助做決定。如果認為成年智能障礙者在生活照顧、醫療養護、財產管理等方面需要監護人或輔助人的幫助，就可以向法院提出聲請。
在當事人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的時候，依照判斷、表達能力的不同，可以分別向法院聲請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 如果「完全無法進行判斷、表達」，則依照民法第14條聲請監護宣告； 如果只是判斷、表達能力「降低」，但不至於完全喪失，則依照民法第15條之1聲請輔助宣告。
從本案來看，老先生過去已因情節輕微獲判免刑，但仍頻繁再犯，顯示其不具完整自控能力，應盡速介入輔助或監護機制。監護制度不僅是一種財產管理手段，更是為保障失智長者不再無意識犯罪、避免進入刑事體系的保護手段。透過法院聲請監護或輔助宣告並指定親屬為監護人，可從法律層面防止失智長者在不知情下犯案或遭人利用。
此外，應及早為長者設立醫療與財產上的信託、監護契約等安排，避免未來陷入親屬爭執或法律糾紛。失智症不僅是醫療問題，更涉及身分法、財產法與刑事責任的交錯處理，須從全方位進行制度性規劃與家庭照顧協調，才能真正保障長者的權益與尊嚴。結合醫療診斷、社會資源與法律保護，為失智長者建構一套有效的照顧與防護網絡，才是當前高齡社會下應有之司法與家庭應對之道。
簡單來說，透過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這兩種法律機制，可以有效保障罹患失智症的長者，使他們不再受到詐騙、利用，也能避免家庭成員之間因財產問題產生爭執，甚至導致兄弟姊妹之間的勾心鬥角。面對失智症患者，尤其是進入中重度階段的老人家，常常會出現不認病、拒絕就醫的狀況，而這正是問題發生的起點。
可惜的是，在現行制度與實務操作上，許多涉及失智長者的刑事案件，仍未能落實精神鑑定。例如像伍老先生這類不斷行竊、行為顯然悖離社會常理的長者，在面對一次又一次的竊盜案件時，卻從未接受精神鑑定，也未曾啟動刑法第19條第1項的無責任能力判斷機制。該條明文規定，若行為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則不負刑事責任。若能從精神醫療角度切入，伍老先生的行為或可得到更合理的人道處理，而非一再進出司法體系。
針對這類弱勢個案，現行法律扶助制度亦提供重要保障。根據法律扶助法第5條第3項第3款，若當事人因神經系統或精神、心智功能受損，導致無法完整陳述，且於偵查、審判中無選任辯護人者，可由本人、代理人或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聲請法律扶助，並得免經審查委員會審議。透過法律扶助基金會協助，患有失智症的長者能獲得專業律師的協助，在訴訟中獲得正當程序保障，不再是法律程序上的邊緣人。對此，失智症協會也不遺餘力地推展「友善社區」理念，期盼社會能以接納、理解與包容的態度對待這些病友，而非一味以懲罰方式處理。
事實上，面對失智症患者的行為，應優先考慮以人本關懷為出發點處理。例如，店家如果發現老人未結帳即離開，應先聯絡家屬說明狀況，請求補繳費用，而不是立刻報警處理。警察處理時也應以調解與輔導為優先，避免進一步的刑事訴訟造成患者與家屬的二度傷害。而司法系統中的檢察官與法官，更應落實鑑定機制，針對疑似失智行為之被告，委請精神科醫師進行評估。若經醫療鑑定確認其患有失智症並喪失判斷能力，則應依據刑法規定免除其刑事責任，並協助家屬啟動監護程序。
對於家屬而言，若發現長者日常生活中已開始出現記憶混亂、判斷力下降、重複行為或無法控制金錢使用的情形，應儘早向法院聲請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以法律方式介入保護。監護宣告適用於已無法自我處理事務的失智患者，使其法律上成為無行為能力人，由監護人代理其一切法律行為；輔助宣告則適用於尚有部分判斷能力但需協助的人，這些被輔助人對某些法律行為仍可保有自主性，只需特定行為需經輔助人同意。此二制度皆為維護患者權益與生活品質的重要法律保障。
社會層面上，失智症不僅是個人健康問題，更是整體社會必須面對的結構性挑戰。隨著台灣進入高齡社會，失智人口逐年增加，社會大眾對失智症的認識與理解仍有很大進步空間。若社區環境能更加友善，讓失智長者能自在生活、不被歧視、不受誤解，那麼這些家庭也會少一分壓力，多一分安慰。而政府與醫療機構也應強化失智照護體系的橫向連結，整合醫療、長照、法律扶助與社區服務網絡，形成周延支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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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條=民法第14條=民法第15條=民法第15-2條=刑法第18條=刑法第19條=刑法第59條=刑法第61條=法律扶助法第5條=法律扶助法第1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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