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孕症屬於重大不治惡疾嗎？

問題摘要：

不孕症是否構成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7款所稱「不治之惡疾」，實務見解多否定，因不孕症不具傳染性，亦非社會普遍厭惡之疾病，難認其妨害婚姻目的，故不足以作為裁判離婚之法定事由。依司法院解釋與判決實務，單純之不孕並不符「惡疾」定義。然而，若不孕引發雙方爭執、情感破裂並難以恢復婚姻實質關係，仍可依第1052條第2項「重大事由」請求裁判離婚，法院將依婚姻是否客觀破裂為判準，適用「消極破綻主義」進行審查。

 

律師回答：

關於這個問題，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7款明定，夫妻之一方患有不治之惡疾者，另一方得向法院訴請離婚，這是屬於法定離婚事由之一，從立法目的觀察，夫妻應當相互扶持、共同生活，但當一方的健康或身體狀況已嚴重影響到婚姻的維繫，並使雙方無法再正常生活時，基於保護婚姻中尚能正常生活之方的基本人權，法律准許該方請求離婚。

 

實務對「重大不治惡疾」之的判準？

首先，關於「不治」的判準，並非指絕對無法治癒的絕症，而是指以目前醫學水準而言，該病難以治癒，或在可預見的時間內無法痊癒。舉例來說，若某病即使不是絕症，但需長期治療，且對配偶生活產生重大影響者，亦可能符合「不治」的要件。

 

在離婚訴訟中，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7款規定的「不治之惡疾」，其判準並非指絕對無法治癒的絕症，而是以目前醫學水準判斷，在可預見的期間內難以治癒的疾病，即使不是致命絕症，但若需長期治療且對配偶生活產生重大影響，仍可構成「不治」。

 

至於「惡疾」的解釋，早期實務常將其理解為具傳染性且令人厭惡之疾病，如痲瘋病與性病，因其恐危害配偶健康與心理感受。但隨著醫療進步與社會觀念更新，將惡疾限於傳染性疾病的觀點已不合時宜，刑法也於2019年刪除與花柳病相關的刑責與強制處分規定，反映出社會對疾病的理解已轉向理性與客觀。

 

近年實務見解改以是否造成夫妻難以共同生活為核心，認為只要疾病嚴重影響婚姻功能，不論其是否具傳染性或是否為人所厭惡，均可構成「惡疾」。例如若一方患有重度精神疾病、人格障礙等雖無傳染性但長期導致無法溝通、相處困難且治療無效，法院亦可能認定符合「不治之惡疾」。

 

總結而言，其構成要件有二：第一，該疾病難以治癒或恢復功能；第二，該疾病已嚴重破壞婚姻共同生活。此解釋具彈性，能隨醫學發展與個案事實變化作適當調整，兼顧婚姻自由與人格尊嚴之保障。

 

不孕症屬於重大不治惡疾嗎？

關於不孕症是否屬於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7款所稱的「不治之惡疾」，實務上多持否定見解。該款立法目的在於保障配偶及子女的身心健康，若一方患有為社會所普遍厭惡且難以治癒的疾病，妨害婚姻目的，另一方得據此聲請裁判離婚。

 

依司法院34年院解字第2945號解釋明確指出，「單純之不育或不妊症，不能認為為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7款所稱之『惡疾』」。因此，不孕症即使屬於無法在可預見期間內治癒的身體狀況，因其不具傳染性，亦不為社會所普遍厭惡，不會對配偶及子女健康產生直接危害，實務上仍認定不構成「不治之惡疾」。

 

例如臺灣高等法院100年度家上字第217號民事判決即明示，當事人所罹輸卵管阻塞不孕症，雖已確認為不孕，然非屬實務與法理解釋所稱「惡疾」，法院遂不認可當事人據此主張裁判離婚。現代社會中婚後無法生育子女之夫妻並不罕見，社會對不孕症之觀感已趨寬容理性，單憑不孕症作為婚姻破綻之唯一理由，實難構成裁判離婚之要件。

 

不符合「重大不治惡疾」仍可透過第2項「重大事由」請求離婚

然而，若因不孕導致婚姻實質破裂，仍可循民法第1052條第2項所定之「其他重大事由」聲請離婚。該項規定以「難以維持婚姻關係」為判斷標準，實務上採「消極破綻主義」，亦即法院須審酌婚姻是否客觀上已喪失共同生活之基礎，且無恢復可能，而非僅以雙方主觀意願判斷。

 

若不孕症導致雙方長期失和、爭執不斷，婚姻生活失去實質內容，感情嚴重疏離，且未來復合無望，則即使未符第1項第7款所定法定要件，仍可能構成第2項所稱之重大事由。法院在審酌該重大事由時，將綜合評估雙方的婚姻歷程、情感互動、親密關係是否完全喪失、家庭支持網絡是否崩解、夫妻對生育問題處理方式及後續能否共同面對人生等諸多因素。

 

若認定雙方婚姻關係已無實質維繫可能，法院得依第2項規定裁判離婚。因此，實務上即便否認不孕症為不治之惡疾，但當婚姻因不孕引發連鎖破綻，最終導致情感決裂及生活難以維持者，仍可循重大事由途徑主張離婚。

 

此一作法不僅維護婚姻自由原則，亦保障婚姻當事人在重大人生障礙前得以脫離無效婚姻，回歸人格尊嚴與自主生活。綜上，不孕症本身不構成法定離婚事由，但若其衍生出無法修復之婚姻破綻，仍得依第1052條第2項請求裁判離婚。此亦體現裁判離婚制度兼顧形式法條與實質審查之調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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