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疾病、生死不明或被關為理由而請求判決離婚，可以嗎？

問題摘要：

以疾病、生死不明或服刑等為理由請求離婚，於我國法制中已有明文規定，並屬於裁判離婚事由之重要類型，惟是否成立仍須法院依個案實情判斷是否符合婚姻難以維持之標準，並應配合提出具體證據證明婚姻生活確已破裂且無回復可能，若屬有責方，則原則上不得提出離婚請求，唯雙方皆有責且可比責任程度時，方能例外允許，是故離婚請求之提出，非但需符合法定形式與程序，更需審慎衡量法律要件與家庭倫理，始能獲得法院支持並圓滿解除婚姻關係。

 

律師回答：

在離婚制度的設計上，法定事由的設定原本意在兼顧婚姻穩定與個人自由，然而婚姻的本質並非僅止於契約或形式，更是情感、經濟與時間投入的長期生活結合，因此當婚姻破裂導致無法繼續共同生活時，無論是否符合具體列舉的法定事由，都應思考是否給予當事人透過法律途徑終止婚姻的可能。

 

首先從情感面觀察，婚姻之初雙方多出於愛情或共識而結合，形成「永久」相守的期待，但若一方在婚後有違背婚姻忠誠義務之行為，導致另一方無法信任或繼續維持感情，則即使沒有身體上的虐待或明確的精神疾患，也可能已經使得婚姻實質破裂。此時若僅從外觀事實要求嚴格舉證，對於受到情感傷害的一方而言無疑是再次加害，更遑論其所承受的羞辱、自責與社會眼光的壓力，而這種無形的情感剝奪，正是目前法定事由難以周延涵蓋的部分。「要將心比心，想想被離婚的屈辱」，此語道盡婚姻破裂對無責一方的心理衝擊，而法律不應冷漠於此情境之中。

 

其次則是經濟安全的問題，即使民法明文規定有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但實務上往往因財產名義登記、遺贈排除、婚前取得等理由，使得弱勢配偶難以獲得合理保障。例如一方在婚姻關係中承擔家庭照顧責任，使其無法累積可分配財產，而另一方則因工作發展獲得鉅額資產，甚至取得長輩所贈房產、土地等不列入剩餘財產範圍之資源，則於離婚時，該無責配偶可能面臨喪失住所、生計無著之困境，而法律上卻無救濟機制，亦無替代保障，於此等情形下若仍允許責任方請求離婚，即是剝奪無責配偶對婚姻長年貢獻的合理回報，違背社會公平原則。

 

再者，是被離婚者最大但最常被忽略的損失——時間。婚姻關係往往歷經多年，當中所付出的青春歲月、家庭經營與感情投入，絕非金錢可等量取代，亦無法於婚姻終止後加以「補償」。若允許有責方自由請求離婚，不僅等同容許其以「錯誤換自由」，更讓無責方於失婚之餘，再承受失去再建生活的時間與機會。法院於認定「難以維持婚姻」之標準時，除考慮婚姻是否已客觀破裂，更應將被離婚者的處境、年齡、資源與心理狀態納入綜合評價，否則無異放任加害者掌握終止婚姻的主導權，將婚姻制度變為強者工具，反而削弱法律對於弱勢的保護意旨。

 

因此，民法第1052條第2項增列「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之規定，實為補足列舉式事由不足的概括條款，但其適用必須謹慎，法院實務亦設下明確門檻，要求必須達到「倘處於同一情境，任何人均難以維持婚姻」的客觀標準，方得認定成立。

 

依據我國民法第1052條規定，夫妻一方如有重婚、通姦、虐待、惡意遺棄、意圖殺害、不治之惡疾、重大不治之精神病、生死不明已逾三年或因故意犯罪經判刑超過六個月確定等十項情形，他方即得向法院請求離婚，另對於「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也設有概括條款作為裁判離婚的補充事由。以不治之惡疾、重大不治之精神病、生死不明及被判刑超過六個月等特殊狀況為離婚理由是否可行，端視法院對婚姻是否實際破裂且難以維持的判斷為準，並應考量當事人責任歸屬與婚姻維繫之可能性，採取消極破綻主義的精神。首先關於第七款「不治之惡疾」與第八款「重大不治之精神病」，雖屬法定離婚事由，但法院並非機械認定疾病即當然准許離婚，而係衡量該病對婚姻關係之實際影響，如是否造成無法共同生活、溝通困難、長期治療無望，或是否導致配偶精神痛苦、家庭失功能等，再綜合考量雙方婚姻關係之發展，並藉由醫療鑑定、照護事實、同居經驗等作為裁量依據。

 

例如若罹患HIV、癌末或其他傳染性疾病，但配偶仍願陪伴共同面對，則法院未必會認定婚姻已無法維繫；相對地，若病情惡化致暴力傾向或失去理性判斷能力，且已難維持正常婚姻生活，法院較可能准予離婚。再者，第九款「生死不明已逾三年」係指配偶無法聯繫、行蹤不明且生死未卜已超過三年者，得向法院聲請離婚。此處「生死不明」需具備確切事實根據，例如報案紀錄、協尋資料、戶籍異動紀錄或公所所開立之失聯證明等，以證明配偶確實失聯且無音訊達三年以上，法院始會據以認定婚姻無從維持而准予離婚。

 

此項事由與民法第8條之「失蹤人死亡宣告」不同，後者需滿七年，前者僅需三年，屬離婚訴訟之特別規範，實務上常用於處理移工配偶、失聯配偶或流浪者等案件。第十款「因故意犯罪經判處有期徒刑逾六個月確定」亦屬明文離婚理由，但重點在於該犯罪是否故意且是否已經確定判刑超過六個月。若係過失犯或受緩刑、易科罰金、緩起訴處分等則不符此款。

 

此外，是否須實際入監並非必要，只要判決確定有期徒刑超過六個月，即可提出離婚聲請。此項事由旨在反映服刑對婚姻共同生活所造成的嚴重障礙，使無辜配偶可解除婚姻義務，並可配合證明對方服刑或判刑確定判決書，輔以家庭生活中斷、經濟來源中斷等事實作為佐證。

 

然而，法院仍會斟酌犯罪類型、刑期長短與婚姻關係的影響程度，例如若犯罪涉及家庭成員（如家暴）、或詐欺侵占配偶財產，較可能被認定為已無維繫空間。若非屬上述法定十款者，則須援引本條第二項「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實務上即所稱「破綻主義」。

 

所謂「消極破綻主義」？

若僅一方應負責，則僅無責方得聲請離婚；若雙方均應負責，則僅責任較輕者可聲請；若責任相等，則雙方均可聲請。此種制度設計即在防止有責方利用婚姻破綻為由請求離婚，逃避對婚姻破裂的道德與法律責任，並兼顧無責方之情感尊嚴與社會價值。

 

「次按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二條第二項所稱『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係抽象的、概括的離婚事由，此乃緣於民國七十四年修正民法親屬編時，為因應實際需要，參酌各國立法例，導入破綻主義思想所增設。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是其所採者為消極破綻主義精神，非積極破綻主義，經原判決說明綦詳。關於『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係以婚姻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為其判斷之標準。而婚姻是否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則應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持婚姻意欲之程度而定。至於同條項但書所規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乃因如肯定有責配偶之離婚請求，無異承認恣意離婚，破壞婚姻秩序，且有背於道義，尤其違反自己清白（clean-hands）之法理，有欠公允，同時亦與國民之法感情及倫理觀念不合，因而採消極破綻主義。倘該重大事由，夫妻雙方均須負責時，應比較衡量雙方之有責程度，僅責任較輕之一方得向責任較重之他方請求離婚，如有責程度相同時，雙方均得請求離婚，始屬公允，是責任較重之一方應不得向責任較輕之他方請求離婚。」(最高法院94年台上字第2059號民事裁定)

 

此項重大事由需達「婚姻破綻無回復希望」之程度，並且採「消極破綻主義」，即有責方原則上不得請求離婚，除非雙方皆有責，則以過失輕者優先請求。若過失相當，則雙方皆得聲請離婚。

 

此規範核心在於保護無責一方之人身與婚姻權利，避免有責方濫用離婚制度以追求自利自由，造成弱勢方之二度傷害。例如配偶因精神疾病、酗酒、沉迷賭博、性功能喪失、長期冷暴力、不履家庭義務等造成婚姻失能，但不符法定十款時，仍可援引重大事由請求離婚，並配合提供醫療診斷、第三人證詞、精神評估、通訊紀錄等證據，以證明婚姻破裂已無修復可能。

 

然而，若婚姻破綻係由原告配偶所造成，法院即應援引但書予以駁回請求，以符公平正義與道德價值。實務上，法院對重大事由認定標準日趨嚴謹，特別要求證據具體、詳實、持續，並非主觀聲稱「不愛了」「無法相處」即能成立重大事由。法院需觀察婚姻整體狀況、婚姻中斷程度與婚姻機能喪失情形，以及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為綜合考量依據。

 

然而，此一見解經大法官修正：

民法第1052條第2項規定，有同條第1項規定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其中但書規定限制有責配偶請求裁判離婚，原則上與憲法第22條保障婚姻自由之意旨尚屬無違。惟其規定不分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發生後，是否已逾相當期間，或該事由是否已持續相當期間，一律不許唯一有責之配偶一方請求裁判離婚，完全剝奪其離婚之機會，而可能導致個案顯然過苛之情事，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婚姻自由之意旨不符。

(112年憲判字第4號)

 

整體而言，當婚姻已陷入無解的破裂狀態，即使未符合法條具體列舉事由，亦不應強令雙方繼續共同生活，法律應提供制度出口，讓婚姻關係可以在不侵害無責方利益的前提下，妥善終結。但若由有責方主張離婚，則仍應受限於舉證過失程度與對配偶之損害情形之評價，以免形成價值倒錯的司法結果。是故，離婚制度的調整與適用，應兼顧情感尊嚴、經濟保障與時間價值，方能實現婚姻制度設計的憲法意旨與實質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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