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發性硬化症屬於重大不治惡疾嗎？

問題摘要：

多發性硬化症由於可透過藥物控制，且不具傳染性與公共安全風險，亦非社會普遍厭惡之病症，實務難以認定其為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7款所稱之「不治之惡疾」，不能據此逕行請求離婚。然而，當病情對婚姻生活已造成無法修復之實質破裂時，仍可經由第2項「其他重大事由」評價，法院將以婚姻是否尚存實質維繫基礎為重點，確保離婚制度兼顧婚姻穩定與個人尊嚴自由之法益平衡。

 

律師回答：

關於這個問題，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7款明定，夫妻之一方患有不治之惡疾者，另一方得向法院訴請離婚，這是屬於法定離婚事由之一，從立法目的觀察，夫妻應當相互扶持、共同生活，但當一方的健康或身體狀況已嚴重影響到婚姻的維繫，並使雙方無法再正常生活時，基於保護婚姻中尚能正常生活之方的基本人權，法律准許該方請求離婚。

 

實務對「重大不治惡疾」之的判準？

首先，關於「不治」的判準，並非指絕對無法治癒的絕症，而是指以目前醫學水準而言，該病難以治癒，或在可預見的時間內無法痊癒。舉例來說，若某病即使不是絕症，但需長期治療，且對配偶生活產生重大影響者，亦可能符合「不治」的要件。

 

在離婚訴訟中，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7款規定的「不治之惡疾」，其判準並非指絕對無法治癒的絕症，而是以目前醫學水準判斷，在可預見的期間內難以治癒的疾病，即使不是致命絕症，但若需長期治療且對配偶生活產生重大影響，仍可構成「不治」。

 

至於「惡疾」的解釋，早期實務常將其理解為具傳染性且令人厭惡之疾病，如痲瘋病與性病，因其恐危害配偶健康與心理感受。但隨著醫療進步與社會觀念更新，將惡疾限於傳染性疾病的觀點已不合時宜，刑法也於2019年刪除與花柳病相關的刑責與強制處分規定，反映出社會對疾病的理解已轉向理性與客觀。

 

近年實務見解改以是否造成夫妻難以共同生活為核心，認為只要疾病嚴重影響婚姻功能，不論其是否具傳染性或是否為人所厭惡，均可構成「惡疾」。例如若一方患有重度精神疾病、人格障礙等雖無傳染性但長期導致無法溝通、相處困難且治療無效，法院亦可能認定符合「不治之惡疾」。

 

總結而言，其構成要件有二：第一，該疾病難以治癒或恢復功能；第二，該疾病已嚴重破壞婚姻共同生活。此解釋具彈性，能隨醫學發展與個案事實變化作適當調整，兼顧婚姻自由與人格尊嚴之保障。

 

多發性硬化症屬於重大不治惡疾嗎？

關於多發性硬化症是否構成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7款所稱的「不治之惡疾」，實務上多採否定立場，認為其不符合法定離婚事由。

 

依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婚字第3號民事判決指出，本案原告雖主張配偶自某年起罹患多發性硬化症，並稱該病無法根治，僅能靠藥物如類固醇控制病情，但原告又坦承，只要持續服藥，配偶病情即能受到穩定控制，並得以行走生活。法院即認為，多發性硬化症在此一情況下尚屬可控制的慢性病症，並不符合完全無治療可能之情形，因此難以認定其屬於「不治」。

 

再者，法院進一步指出，該病並非傳染性疾病，亦不會對配偶或其他共同生活者健康構成威脅，其性質並未危及他人安全或產生共同生活上的顯著困難，故不符「惡疾」應有之社會厭惡與危害性特質。此外，法院亦考量到該病的發病原因非屬當事人可歸責因素，屬突發性醫療問題，社會觀感多為同情與體諒，並無厭惡之情，故難以將之列為惡疾。

 

由此可見，實務認為多發性硬化症之存在，固然對罹病一方生活造成困擾，甚至可能需長期藥物或照護協助，但其不具傳染性、非社會所普遍排斥之疾病，且若尚可控制並維持基本生活機能，即難符合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7款所要求的「不治之惡疾」構成要件，因此以此作為裁判離婚理由者，將遭法院駁回。

 

不符合「重大不治惡疾」仍可透過第2項「重大事由」請求離婚

 

惟實務雖否認該病屬於不治之惡疾，並不表示當婚姻因該病導致重大生活破裂或情感疏離時，完全不具離婚事由之可能。法院亦於本案表示，倘若雙方因疾病導致婚姻實質功能消失，感情破裂且已無法共同生活，則仍可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其他重大事由」主張離婚。該項條文允許法院從整體婚姻關係之維繫狀況出發，若客觀上婚姻已無繼續維持之可能，則即使不符明列事由，仍可裁判離婚。

 

此一「重大事由」判準，實務上採取所謂「消極破綻主義」，即法院須從客觀事實出發，審酌婚姻是否已形同解體，夫妻感情是否已無恢復可能，而非僅憑主觀意願或一方病情即作斷定。

 

因此，若多發性硬化症雖非法律上所稱之不治惡疾，但確已導致配偶情感疏離、無法繼續扶持與共同生活，甚至照護安排已引發嚴重紛爭、經濟或精神負擔難以承受，則仍可透過第2項所設「重大事由」主張裁判離婚。法院將依具體個案內容，如婚姻年限、照護支持、家屬參與、雙方情感發展等要素綜合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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