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DS愛滋病屬於重大不治惡疾嗎？

12 Aug, 2025

問題摘要：

愛滋病因具備醫學上無法根治、社會高度敏感性、對配偶健康與婚姻關係具重大威脅等特徵，實務明確認定其為民法1052條第1項第7款所稱之「不治之惡疾」。當婚姻因一方罹患愛滋病而無法再繼續共同生活，甚至影響另一方基本安全與人格尊嚴時，依法即有裁判離婚之正當理由，體現法律在婚姻關係中對人性尊嚴、健康權與婚姻自由之高度保障。

律師回答：

關於這個問題，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7款明定，夫妻之一方患有不治之惡疾者，另一方得向法院訴請離婚，這是屬於法定離婚事由之一，從立法目的觀察，夫妻應當相互扶持、共同生活，但當一方的健康或身體狀況已嚴重影響到婚姻的維繫，並使雙方無法再正常生活時，基於保護婚姻中尚能正常生活之方的基本人權，法律准許該方請求離婚。

實務對「重大不治惡疾」之的判準？

首先，關於「不治」的判準，並非指絕對無法治癒的絕症，而是指以目前醫學水準而言，該病難以治癒，或在可預見的時間內無法痊癒。舉例來說，若某病即使不是絕症，但需長期治療，且對配偶生活產生重大影響者，亦可能符合「不治」的要件。

在離婚訴訟中，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7款規定的「不治之惡疾」，其判準並非指絕對無法治癒的絕症，而是以目前醫學水準判斷，在可預見的期間內難以治癒的疾病，即使不是致命絕症，但若需長期治療且對配偶生活產生重大影響，仍可構成「不治」。

至於「惡疾」的解釋，早期實務常將其理解為具傳染性且令人厭惡之疾病，如痲瘋病與性病，因其恐危害配偶健康與心理感受。但隨著醫療進步與社會觀念更新，將惡疾限於傳染性疾病的觀點已不合時宜，刑法也於2019年刪除與花柳病相關的刑責與強制處分規定，反映出社會對疾病的理解已轉向理性與客觀。

近年實務見解改以是否造成夫妻難以共同生活為核心，認為只要疾病嚴重影響婚姻功能，不論其是否具傳染性或是否為人所厭惡，均可構成「惡疾」。例如若一方患有重度精神疾病、人格障礙等雖無傳染性但長期導致無法溝通、相處困難且治療無效，法院亦可能認定符合「不治之惡疾」。

總結而言，其構成要件有二：第一，該疾病難以治癒或恢復功能；第二，該疾病已嚴重破壞婚姻共同生活。此解釋具彈性，能隨醫學發展與個案事實變化作適當調整，兼顧婚姻自由與人格尊嚴之保障。

愛滋病屬於重大不治惡疾嗎？

關於愛滋病（AIDS）是否構成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7款所稱之「不治之惡疾」，我國實務已明確肯認其符合該法定離婚要件。

依據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00年度婚字第214號民事判決指出，所謂「不治之惡疾」係指一種對身體機能有重大妨礙，且具傳染性、足以危及共同生活安全，並為一般社會常情所厭惡，且在目前醫學水準下，無法於可預見期間內治癒之疾病。此判準可參考司法院院解字第2945號及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27號判決所揭示之標準。

在該案中，被告係愛滋病帶原者，法院認為愛滋病屬於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係由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所致，此病毒會嚴重破壞人體免疫系統，導致免疫功能喪失，易引發多種伺機性感染與惡性腫瘤，最終甚至導致死亡。法院指出，雖現行醫學已發展出所謂「雞尾酒式」混合療法，能夠有效延緩發病時間，延長患者壽命，但此類藥物僅具抑制效果，並無法根治該病毒，且多伴隨嚴重副作用。

對此，我國政府亦訂定「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不僅進行專門防治與管制措施，並明文禁止感染者從事可能傳染他人之性行為，若違反者甚至構成刑事責任，顯示該疾病具高度社會風險與公共衛生之關聯。

法院進一步指出，愛滋病在醫學上無法治癒，且因其高傳染性及重大社會觀感負擔，已符合「不治之惡疾」的所有法律與實質要件，故若配偶罹患該病，且造成另一方無法繼續共同生活，健康及心理均遭受威脅者，法院即應依法准許離婚，維護婚姻自由與人格尊嚴。在該案中，原告主張因被告罹患愛滋病，兩造婚姻已陷於嚴重困境，不僅喪失性生活與情感交流之基礎，原告自身亦因憂懼感染、生活壓力與家庭支持系統崩解，而無法再維繫婚姻，故依法提起離婚訴訟。

法院審酌原告主張及相關事證，確認被告確為愛滋病毒帶原者，且病情符合上述不治性與危害性之標準，遂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7款裁判准予離婚。

此外，法院亦補充，既然離婚之判斷已可依第1項第7款成立，原告同時依第2項「其他重大事由」聲請離婚部分，因屬訴訟選擇合併，則不再另行審認。此案反映出實務對於愛滋病的認定，已脫離早期單純道德觀點或社會偏見，而是依據病症本質對婚姻關係之實質妨礙程度，進行具體法律判斷。

愛滋病雖然不再是即刻致命之絕症，但其高傳染性、目前尚無根治藥物、對共同生活安全與心理感受所造成之長期壓力，仍使其符合「不治之惡疾」之法律意涵。在此標準下，法院既保障未感染方的婚姻與人身自由，亦不排除被感染方的基本人權，特別強調透過正當訴訟程序與法定要件審查，平衡雙方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