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拒驗DNA，避免遭否認繼承權嗎？
問題摘要：
拒驗DNA並不能作為避免否認繼承權的萬全之策，因為法院在面對親子關係訴訟時，仍有權依證明妨礙法理，斟酌全案事證，推定存在親子關係。親子關係涉及身分秩序與社會公益，法律立場是強調實質真實性與子女最佳利益，避免因當事人拒驗而使子女權益受損。因此，若單純企圖以拒絕DNA鑑定來規避繼承責任，恐怕不僅無效，還會因被法院視為迴避真相，而遭認定為對己不利的判決。最終結論是，拒絕DNA鑑定雖屬個人權利的行使，但並非保障免於確認親子關係的護身符，法院仍將透過其他事證及證明妨礙推理，作出對維護子女權益與社會公益有利的判決。當父母生前已明知並接受子女非血親，卻在死亡後因繼承利益被親屬興訟挑戰時，法律雖提供親屬訴訟途徑，但法院應在真實血緣與身分安定間謹慎取捨。DNA鑑定作為高度正確的工具，固然可揭示真相，但其運用亦須兼顧子女最佳利益與家庭和諧。拒絕DNA鑑定並不能逃避法院判決，反而可能因「證明妨礙」遭不利認定，因此真正的公平，應在於如何妥善平衡血緣真實與身分安定，使法律不僅維護繼承制度之公正，亦能守護子女人格與家庭關係之尊嚴。
律師回答：
在我國現行法律制度下，親子關係的確認與否，攸關繼承權、扶養義務、姓氏冠用、親權行使等重大身分事項，而DNA鑑定因其科學性及高度正確性，已成為法院判斷親子關係的重要依據。然而問題在於，當事人是否可以藉由「拒絕驗DNA」的方式，來避免法院作出不利的親子關係確認，進而維護自身在繼承或其他法律關係上的利益？
這涉及隱私權保障、證據妨礙理論、社會公益與身分關係安定等多重考量，必須從法律規範及實務見解逐一分析。
首先，家事事件法第68條第1項明定，未成年子女為當事人之親子關係事件，若就血緣關係有爭執，法院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當事人或關係人限期接受血型、DNA或其他醫學檢驗。但為聲請的一方須先釋明有事實足以懷疑血緣關係存否，法院始得裁定命鑑定。由此可知，法院並非毫無限制地要求當事人驗DNA，而是必須先有合理懷疑基礎。
其次，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82-1條、第343條、第345條及第367條準用規定，若一方當事人拒絕提出應供勘驗之標的物（例如血液、口腔細胞等檢體），即構成「證明妨礙」。
所謂證明妨礙，是指當事人妨害對方利用證據，致使事實真相無法或難以查明時，法院得依自由心證，推定對方主張為真實。因此，若被告生父無正當理由拒絕DNA鑑定，法院即可斟酌全案事證，間接認定原告之主張為真實，拒驗DNA非但無法避免不利後果，反而可能使法院推定存在親子關係。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366號判決即明確指出，DNA鑑定雖需當事人配合，法院不得強制抽血或檢體，但若當事人拒絕，法院得認定其主張不利之事實存在。
實務案例亦屢見不鮮，例如著名的王永慶親子訴訟案，王家繼承人拒絕鑑定，法院仍依其他間接事證（如資金往來、生活照顧事實）認定原告確為王永慶子女，最終確認親子關係成立。再以士林地院審理徐國璋訴洪文棟親子確認案為例，洪文棟拒絕接受DNA鑑定，但法院參酌其長期提供金錢支持、親自參與婚事安排等客觀事實，認定其確有父子關係，因而判決確認親子關係存在。
由此可見，拒絕驗DNA往往適得其反，反而成為法院認定親子關係的佐證。進一步從隱私權保障角度來看，DNA檢驗涉及身體自主與資訊隱私，依憲法第22條保障人民隱私權，法院不得隨意侵害，因此法律雖賦予法院命鑑定的權限，卻無強制抽檢的手段，尊重當事人身體完整。然而，法律設計平衡機制，即透過證明妨礙理論來處理拒絕檢驗的後果，避免拒驗成為逃避責任的工具，同時兼顧隱私權與公益。
換言之，拒絕驗DNA本身不會直接導致刑責或強制處分，但其訴訟上的不利益後果必然存在。從繼承權角度觀之，非婚生子女若欲主張繼承權，須先確認親子關係。若被疑為生父者拒絕DNA鑑定，法院仍可依撫養事實、金錢往來、生活共同等間接證據認定親子關係。一旦判決確定，該非婚生子女自出生起視為婚生子女，依法享有繼承權。因此，被疑為生父者若以拒驗DNA為策略，並不能阻止法院認定親子關係，甚至可能因拒驗被推定不利而更容易確認親子關係，間接承認子女的繼承權。另一方面，若確實不存在血緣關係，而被告卻有正當理由拒驗（如醫療風險、人格尊嚴），法院則必須審酌理由正當與否，並綜合其他事證加以判斷。例如有判例指出，若拒驗理由正當，法院不得僅因拒驗即逕認親子關係存在，仍需依其他證據綜合判斷。
在我國親子關係與繼承制度下，常會出現極具爭議的問題，例如父母生前明知某子女並非親生，卻仍將其扶養成人，死後卻因繼承分配問題引發親屬爭訟，此時其他親屬往往會為爭奪遺產而提出「確認親子關係不存在之訴」，甚至聲請DNA鑑定來證明血緣不實，藉此排除該子女的繼承權。這樣的情況往往讓社會質疑：既然生父母生前均已明白知悉並接受，為何在其死亡後，旁支或其他親屬仍得以翻案，甚至藉此削減子女的地位與權益？
這樣是否真正符合公平與公益的要求？法律上如何在保障繼承秩序與維護家庭安定間取得平衡，正是核心問題。依據民法第1065條規定，非婚生子女經生父認領者，視為婚生子女，其效力自出生時起即溯及存在；若有撫育之事實，亦視為認領。換言之，只要有真實血緣，或父親透過明確行為承認該子女是其血脈，法律即賦予其婚生子女之地位。但若完全無血緣關係，原則上認領無效，任何有利害關係者皆可提起訴訟，請求確認親子關係不存在（家事事件法第67條）。因此，若親屬為遺產爭奪，主張被扶養的子女並非真實血親，即可能透過訴訟與DNA鑑定來顛覆表面上的親子關係。
然而，是否「任何人」皆可提訴？並非如此。須具「法律上利益」者，始能提起確認之訴。所謂法律上利益，必須與身分關係的存否有直接關聯，例如繼承人地位是否受侵害，或親權、扶養義務是否因而產生負擔。單純道德批評或情感糾葛，不構成法律上利益。換言之，若旁支親屬因確認親子關係後將影響自身繼承順位或繼承份額，自然具有法律上利益而能提訴。這也解釋為何實務上屢見親屬以否認親子關係作為爭產工具的情況。再者，DNA鑑定在此類訴訟中扮演關鍵角色。
DNA為細胞內遺傳物質，具備獨一無二且終生不變的基因序列，除同卵雙胞胎之外，幾乎不可能重複。因此，DNA鑑定可作為最強而有力的親子鑑定工具。
通常透過三種方式運用：第一，將疑似子女之DNA與被主張為父母之DNA比對，以確認血緣；第二，若父母已死亡，則可透過兄弟姊妹或近親血緣比對推定；第三，若有存留之血液、毛髮、醫療檢體，也可作為比對材料。其正確率極高，足以讓法院作為認定事實的主要依據。然而，拒絕接受DNA鑑定是否可作為防禦方式？
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67條規定，若一方當事人無正當理由拒絕提供應勘驗物（如血液、口腔黏膜），法院得斟酌情形，認定對方關於該勘驗物所主張之事實為真實。這就是所謂「證明妨礙」理論。換言之，拒絕鑑定者雖然行使身體自主權，免於被強制抽血，但法院可因其拒絕而推定對己不利的事實成立。當事人拒絕血緣鑑定，法院得認定原告所主張之親子關係為真實。因此，拒驗DNA並不能保障自身權益，反而可能導致法院間接承認親子關係的存在。
但難道這裡沒有公平性的問題：若生父母生前均明知子女並非血親，卻選擇扶養甚至以認領方式確立法律親子關係，死後卻由旁支親屬基於繼承利益提出否認訴訟，是否損害子女長年來形成的身分地位？
在學理上，這涉及「身分關係安定」與「真實血緣原則」的衝突。身分關係安定原則強調，親子關係既然在生父母存世期間已確立，且當事人無爭議，事後不應輕易翻案，否則將造成家庭秩序不安、子女人格受損。
反之，真實血緣原則則主張，只有與血緣事實相符的親子關係，才具有正當性，否則將可能導致繼承制度被濫用。因此，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時，往往需在兩者間權衡，並非一概否定或承認。認領須建立在真實血緣關係上，若欠缺血緣，認領自屬無效，利害關係人得提起否認訴訟。然而，若父母生前明知並接受，是否仍應允許旁支親屬翻案？
本文認為若父母在世時未曾提出否認，顯示其已接受子女身分，則其他親屬事後再提訴，恐違反誠信原則與身分安定。但實務傾向認為，只要有繼承利益，仍具備法律上利益而可訴，DNA鑑定結果仍是法院最終判斷的依據。
最後，從公平角度來看，親子訴訟中應優先保障子女權益。因為子女對身分認同與繼承權的期待是長年累積的，若在父母死亡後突然被剝奪，將造成極大不安與傷害。因此，法院在審理時，除檢驗DNA與血緣事實外，亦應考量父母生前態度、子女長期生活事實、撫養情感基礎等，避免純粹以繼承利益為導向而動搖子女人格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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