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自行進出或可以逃脫、抵抗，還有意識？這是利用機會性侵嗎？

問題摘要：

「可以自行進出」在實務上被視為否定乘機性交罪的重要指標。能自行進出、對話、記憶即代表意識清楚，難認為被乘機。若僅因酒醉、暈眩或短暫模糊，即使事後懊悔或覺得被利用，也難以構成犯罪。乘機性交罪之核心在於被害人「不能抗拒」與行為人「明知利用」，兩要件缺一不可。司法在處理這類案件時，必須在保障性自主與避免冤錯之間取得平衡。對社會而言，真正重要的或許不是判誰有罪，而是如何建立明確的「性同意」文化，讓每個人都知道：當對方意識不清時，選擇停止，而非「趁機」，這才是免於刑罰與良心譴責的界線。

 

律師回答：

關於這個問題，刑法第227條第1項規定：「乘機他人不能抗拒而與之性交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此即所謂「乘機性交罪」，屬於性侵害犯罪中最具爭議也最難認定的罪名之一。它處於性自由與刑罰介入的臨界線上，常見於酒後發生性行為、同居關係、舊情人、友人聚會或旅館住宿等模糊地帶。社會輿論常以「撿屍」形容這類案件，意指行為人趁對方醉倒、昏迷或喪失判斷力之際而行性交之舉，然而在刑事審判中，所謂「乘機」並非單指趁機，而是指趁對方「不能抗拒」之情形行為。這個要件之認定，是全案成敗的關鍵。因為只要被害人仍能自主行動、表達意思、甚至能自行進出場所，法院往往認為其意識尚稱清醒，難以認定已達「不能抗拒」的程度，也因此許多被害人所稱之「酒後性侵」最後都以無罪收場。法院之所以如此謹慎，並非否定被害人的感受，而是刑事訴訟法要求「犯罪事實非有證據不得認定」，且須排除合理懷疑，否則不得為有罪判決。

 

近年來全國法院每年約有二、三百件乘機性交相關判決，最終判決無罪主要原因在於被害人陳述反覆、客觀跡證不足、或行為與常理不符。

 

如被害人主張遭前男友的友人趁酒醉性侵，然監視器畫面顯示她能自行進出飯店、行走穩定、回答櫃台人員問題，入住與離開時間也與通聯紀錄相符，顯示其意識清楚；案發後不到一小時即能自行離開，並非不省人事，法院認為不符「不能抗拒」之要件。她雖提出被告事後道歉錄音，但錄音內容不完整，無法證明被告坦承犯行，最終無罪確定。此案凸顯出「可自行進出」這一細節在實務上具有高度判斷力，一旦被害人仍能自主行動、對話、記憶甚至表述性交過程，法院通常會認為其未喪失判斷與抗拒能力，難以認定為乘機性交。

 

又如被害人指控被告兩次性交，其中一次因暈眩倒臥在床而被乘機性交。然驗傷結果僅呈弱陽性反應，顯微鏡下未見精子細胞，DNA證據不足。更重要的是，被害人對案發時間、性交方式、同房證人之反應均有前後不一之陳述。僅憑被害人模糊而矛盾的供述，無法證明其當時確已喪失意識或不能抗拒。性侵案件固然可在證據不足時依被害人陳述認定，但前提是該陳述須一致、具體、合於常情。當被害人之說明不一致或與客觀證據矛盾時，法院即會動搖其可信性。此案最終亦判無罪。

 

如涉及被害人為看護，被告為被看護者之子。被害人指稱被告多次對其強制性交及乘機性交，然驗傷僅見處女膜陳舊裂傷，被害人亦自承曾有性經驗，法院認為此傷無法證明係本案所致。性侵案件中，醫學證據固重要，卻非唯一；但當被害人供述無法支撐、跡證不足時，法院亦難以僅憑情感推論定罪。

 

另如被害人服用安眠藥與精神安定劑後昏昏欲睡，指稱被告乘機性交得逞。然被告提出雙方簽署之和解書，明載「雙方互相吸引意合發生性關係」，且案發時通訊紀錄顯示雙方仍有互動。法院據此認為被害人並非不能抗拒，且事後仍與被告有聯絡，行為並非被強迫，故無罪。此類案例常見於熟識或交往關係中，爭點往往在於性行為是否合意。

 

法院在判斷時強調：刑法所謂「乘機」必須行為人主觀上明知對方不能抗拒且故意利用該情形，若雙方原本即有情感基礎或曖昧關係，且被害人仍可表達意思、行為正常，即難認定行為人主觀上有「乘機」之故意。

 

最具爭議的如被告以民俗療法之名為被害人治療，過程中稱需「調理陰道經絡」，要求脫衣並發生性行為。被害人事後指控遭乘機性交，但其證述反覆，且案發後仍與被告同住、共眠同床。若真感到被害，理應立即離開或報警，而其後仍維持同居關係顯不合理。因無其他積極證據佐證，最終判決無罪。此案突顯出法院對於「事後行為」的重視：被害人在案發後若仍與被告有親密往來，將削弱「非自願」之可信度。

 

另有如被告進入病房趁病患服藥後意識不清而意圖性交，因護理師查房而未遂。被害人僅能片段陳述，且與監視器顯示回病房時間有數分鐘差距，法院認為無法證明其當時意識不清，判決無罪。法院對於「不能抗拒」的認定，除被害人主觀感受外，更重視客觀跡象，如醫師診斷、血液報告、監視器畫面等。若僅憑片面供述而無其他支持證據，即難達「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

 

綜觀上述案例，「能自行進出」、「能對話」、「能記憶」、「事後未報警」、「仍與被告往來」幾乎成為法院判決無罪的關鍵字。實務認為，這些行為顯示被害人當時意識仍清楚，並非不能抗拒之狀態；再者，若事後仍與被告保持聯繫或同處一室，亦與「被強迫性交」的情理相悖。這種以「常情」為基礎的推論，雖有助於防止誣告與錯判，但亦引發社會對「常情」標準過於僵化的批評。因為每個人的反應不同，遭受性侵後可能因恐懼、羞恥或心理混亂而無法即時逃離或報警。過度依賴「常情」判斷，可能使真正的受害者因行為不符社會期待而遭質疑。

 

然而從刑法角度出發，刑罰的運作必須建立在確實證據上。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明定：「犯罪事實非有證據，不得認定。」第301條第1項更規定：「不能確信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這是刑法的根本精神——寧枉勿縱的反面，是「疑罪從無」。當被害人之供述存在矛盾、或與客觀事證不符，法院即無法確信。從被告的立場而言，若僅因對方事後反悔或誤會就被入罪，將嚴重侵害人身自由。

 

在許多「可以自行進出」的案件中，被害人之供述雖稱自己無意識，但監視器或證人卻顯示其能正常行動、回話、甚至自行搭車返家。此種情況法院多半認為其酒醉程度未達「不能抗拒」，也就是仍能控制自身行為。司法實務常引用「仍能步行、辨識方向、與他人互動」作為否定要件成立的依據。例如在宜蘭、高雄及新北地院多件判決中，法院皆指出被害人能自行打開旅館房門、刷卡入住、或撥打電話給友人，表示其尚具意識，難以認定為昏迷狀態。

 

另一方面，實務上亦有少數案件認定有罪，關鍵在於客觀證據明確顯示被害人完全失去意識。若監視器畫面呈現被害人全程由被告攙扶、身體癱軟、無反應，血液酒精濃度高達0.3%以上或檢出強效安眠藥成分，法院即認定其「不能抗拒」。因此，「可否自行進出」在實務上幾乎成為認定界線之一：能自行進出者，傾向無罪；全程被攙扶或拖行者，傾向有罪。

 

刑法上所謂「乘機」，除客觀要件外，尚須主觀上之「利用」故意。最高法院歷次判決指出，行為人須明知他人不能抗拒且利用之，若僅誤認對方同意性交，則不構成本罪。換言之，若行為人真誤信雙方合意，即便被害人事後否認，也難以認定其有犯罪故意。這種主觀要件的判斷，往往依雙方交往關係、事前通訊、行為互動及事後態度綜合評價。

 

社會輿論常以「撿屍」形容這類案件，然法律上的「乘機」並不等於「撿屍」。撿屍可涵蓋廣泛情境，有的僅指酒後發生性行為，有的則屬真正的犯罪。法院在判斷時，必須確定被害人確已喪失抗拒能力且行為人明知而利用。若僅為酒後發生一夜情，事後因後悔、家庭、名譽或情感糾葛提告，即屬民事道德層面，而非刑事犯罪。司法不介入個人道德判斷，但必須界定法律責任。

 

觀察實務上無罪的百餘判決，可以歸納出若干重點：其一，被害人能自行行走、進出旅館或住所；其二，事後未立即報案或仍與被告互動；其三，驗傷結果不足以證明性交或傷害；其四，陳述矛盾或不符客觀資料。這些因素綜合起來，使法院難以排除合理懷疑。換言之，「可以自行進出」往往象徵著意識清醒，是法院用以否定犯罪的重要依據。

 

但在性侵害防治的角度，這樣的標準仍值得檢討。許多心理研究指出，酒精或藥物雖不必然使人昏迷，但會削弱判斷力，使人陷入「功能性同意」的模糊狀態。此時雖能行動，卻難以真正自由決定。法律若僅以能否行走或回話作為判斷標準，恐忽略精神層面的「不能抗拒」。因此，有學者主張應將「不能抗拒」解釋為包括精神受藥物或酒精影響而無法形成真意之情形，而非僅限於昏迷或昏厥。

 

然而實務上若採此寬鬆解釋，將造成證據判斷困難。刑法作為剝奪自由的最後手段，仍須維持嚴格證據標準。若僅憑主觀感覺或模糊記憶即可入罪，將導致司法不安。故目前法院仍維持嚴格的「不能抗拒」判準，要求有客觀佐證，如血液檢驗、監視器、證人或錄音。這樣雖然保護被告權利，但也讓部分受害者無法獲得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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