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告小三賠償？

問題摘要：

裁判實務在處理配偶向第三人求償的案件時，通常會先確認是否發生合意性交，若有發生，法院大多數仍會支持請求，認為確屬不堪同居的虐待，已達侵害身分法益的程度；若僅止於曖昧或精神外遇，則見解分歧，有的法院認為情節重大仍可求償，有的則認為尚不足以構成侵害。至於金額，多半落在新臺幣數萬元到數十萬元之間，不會過高，法院認為婚姻破裂的原因往往是多重的，不能全然歸責於第三人。能否告小三賠償，端看舉證是否充分、法院見解走向而定，若有確實證據顯示配偶與第三人發生婚外情，成功的可能性較高，但若僅為精神外遇或曖昧，則結果高度不確定。精神外遇雖無刑事責任，但在民事上仍可能構成侵權行為，尤其當曖昧互動已嚴重影響婚姻與家庭生活時，受害配偶仍有權透過訴訟途徑請求賠償，只是勝訴與否極度依賴舉證力道。丈夫若欲提出主張，應蒐集完整的聊天紀錄、時間點與家庭生活受影響的具體事實，並盡可能結合其他佐證資料，方能提高法院採納的可能性。精神外遇固然隱晦難證，但法律並非完全無能為力，只要能夠具體呈現婚姻破裂的因果關聯，仍可成為求償與離婚的重要依據。此外，訴訟過程往往加深家庭矛盾，未必能真正撫平傷痛，因此實務上律師也常建議，當事人在選擇提告之前，應審慎評估自身需求，是為金錢補償、為表達立場，還是為在離婚訴訟中取得有利地位，唯有釐清目的，才能做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選擇。

 

律師回答：

關於這個問題，在我國現行法律制度下，有沒有可能因為配偶與第三人發生婚外情，進而向所謂「小三」請求損害賠償，一直存在爭議，尤其在通姦罪已經除罪化之後，刑事處罰不再適用，受傷害的一方往往只能透過民事訴訟主張「配偶權遭受侵害」進行求償，但何謂「配偶權」、是否為法律上受到保護的利益、第三人介入婚姻是否等同侵害配偶權，學說與實務都存在正反兩面的討論。

 

首先必須指出，依民法第184條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而第195條第2項則進一步規定，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得請求損害賠償，因此在法條文字上似乎可以解釋為「配偶權」屬於可受保護的法益，若第三人明知對方有配偶，仍介入並與之發生性關係或發展情感而嚴重破壞婚姻，理論上可以構成侵權行為。

 

然而學界對此卻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否定說認為婚姻是以平等人格為基礎的身分關係，夫妻互負忠誠義務乃源自婚姻契約本身，僅限於夫妻雙方間之債權性質，不應擴張至對抗第三人，否則會將配偶物化成可被獨占的客體，違反憲法第22條保障的性自主決定權。

 

再者，若承認配偶對另一方有排他性支配權，將造成制度上的荒謬，因為婚姻是否維繫，取決於夫妻本身的互動，而不是第三人是否存在，第三人就算介入，若配偶自身守護婚姻，關係仍可維繫，反之若婚姻早已出現裂痕，第三人是否存在都不是關鍵。此外，否定說也引用比較法指出，美國多數州早已廢除「破壞婚姻訴訟」、歐陸法系亦普遍否定小三賠償，日本近年實務也開始轉向否認第三人損害賠償責任，理由都是避免將婚姻簡化為性忠誠的契約，而忽略婚姻應重視的是自主、平等與尊嚴。

 

相對地，肯定說則認為，雖然婚姻忠誠義務主要存在於夫妻間，但第三人若明知對方已婚仍積極介入，顯然違反社會一般道德觀念，也確實會對受害配偶造成重大精神痛苦，因此基於民法第195條第2項的規範，仍應承認其侵權責任，尤其我國實務上多數法院仍採此見解，認為小三、小王與配偶發生合意性交，已屬侵害身分法益，可請求合理金額的精神賠償，只是金額通常不高，且須視婚姻存續期間、影響程度等綜合斟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已有法院轉向否定說，例如配偶權並非憲法或法律上權利，即便承認為法律權利，性自主決定權仍應優先保障，因此不支持配偶向小三請求賠償，此見解在學界亦獲得部分肯定，反映出實務趨勢的多元化。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122號民事判決要旨：「國憲法對於以婚姻約束配偶雙方忠誠義務，不再強調婚姻的制度性保障，而是轉為重視婚姻關係中配偶雙方平等、自主的「個人」性自主決定權，「配偶權」並非憲法上或法律上權利，縱使肯認為法律上權利，亦應優先保障憲法第22條之性自主決定權。」

 

除肉體上的外遇之外，現實生活中更常見的是所謂「精神外遇」，例如配偶與第三人雖無發生性交行為，但卻透過網路、訊息頻繁傳情、互稱愛人，甚至忽略家庭責任，導致婚姻嚴重破裂，對另一方配偶與子女造成傷害，這類情況該如何處理？

 

依照民法第195條第2項，只要能證明因第三人介入而嚴重影響婚姻生活，仍可能構成侵權行為，但舉證難度極高，因為必須提出足以讓法院認為「情節重大」的證據，例如對話紀錄、親友證詞、婚姻關係前後的重大變化等，否則難以說服法官接受。另一方面，若精神外遇尚未涉及性交行為，部分法院傾向認為不足以構成侵害配偶權，最多只能作為離婚訴訟的輔助證據，而非獨立的損害賠償基礎。

 

舉例而言，有案例中妻子與女性友人透過即時通訊互稱「老婆、老公」、「愛你」等，雖未發生性行為，卻影響到丈夫與子女的正常家庭生活，丈夫仍可依民法第195條主張精神上痛苦求償，但最終能否獲得支持，仍取決於舉證力道及法官自由心證。

 

精神外遇在我國法律體系下是否能獲得救濟？

在現代婚姻關係中，除傳統觀念下的「肉體外遇」，精神層面的出軌或曖昧同樣可能對家庭造成深刻的傷害。依照題旨，夫妻雙方已婚八年並育有兩名年幼子女，但妻子卻與一位女性友人互動頻繁，聊天時甚至互稱老公老婆、表達「愛妳」、「想妳」等情感詞彙，雖然尚未有明確證據證明存在性交行為，但這樣的精神親密，已使夫妻關係陷入危機，甚至瀕臨離婚。那麼，身為丈夫是否能對該女性友人提出法律上的主張？

 

這需要從侵權行為、配偶權以及損害賠償責任的角度逐一探討。

首先，依據民法第184條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而第195條第2項更進一步明定，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的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得請求賠償金。

 

換言之，法律雖未明文定義「配偶權」為獨立權利，但透過第195條第2項，學理與實務多認為婚姻所帶來的身分法益，包含夫妻雙方忠誠義務、共同生活期待與感情維繫，都受到一定程度的保護。當第三人介入婚姻，導致夫妻一方在精神上遭受重大痛苦時，即有可能構成侵權行為責任。

 

其次，必須區分「肉體外遇」與「精神外遇」。若有性交行為發生，傳統實務多認為第三人侵害配偶權，需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若僅止於曖昧、精神層次的親密互動，法院見解分歧。有部分法院認為單純的聊天、訊息不足以構成侵害配偶權，最多只能作為婚姻破裂的佐證；但亦有判決肯認精神外遇若已達到足以破壞婚姻生活、使另一方痛苦難以承受之程度，仍屬「情節重大」，可成立損害賠償。題旨中的情況，妻子與女性友人互稱「老公老婆」、「愛妳」、「想妳」，對於正常婚姻關係而言，已超越一般朋友的互動範圍，若丈夫能進一步舉證兩人交往前後造成婚姻明顯變化，例如妻子忽視家庭責任、態度轉變、夫妻互動減少、對子女照顧明顯減弱等，則法院較有可能認定其精神外遇影響已達「情節重大」之程度，進而支持丈夫依民法第195條第2項向該女性友人請求賠償。

 

然而，實際操作上，舉證是一大難題。精神外遇缺乏直接的「物證」，不像肉體外遇可以透過旅館紀錄、照片、證人等證據佐證，因此要說服法院，必須將聊天紀錄、頻繁聯繫的狀況，以及婚姻破裂的具體事實連結起來，讓法官相信兩者之間具有因果關係。若僅止於曖昧言語，法院可能認為尚不足以構成侵權行為。

 

再者，釋字第748號解釋已承認同性婚姻的合憲性，婚姻中的忠誠義務不再僅限於異性間關係，實務上對於同性間曖昧造成的婚姻破壞，亦應適用相同標準。也就是說，無論妻子與男性或女性發展精神外遇，若已造成丈夫婚姻與家庭的重大損害，法律上皆可依同樣基礎尋求救濟。另一方面，即便最終法院未支持對小三（此處為女性友人）直接求償，丈夫仍可在離婚訴訟中引用該等精神外遇作為「難以維持婚姻重大事由」的證據，請求依民法第1052條裁判離婚。法院在判斷婚姻是否已破裂時，會斟酌雙方互動情形與是否仍有復合可能，若妻子執意維持與女性友人的曖昧互動，拒絕挽回家庭，法院即可能判決准予離婚。至於能否請求損害賠償或贍養費，須視夫妻雙方之過失比較而定。若法院認定婚姻破裂主要是因妻子與女性友人發展精神外遇，丈夫便可依民法第1056條請求精神上損害賠償；而若丈夫因離婚致生活陷入困難，亦得依第1057條主張贍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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