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他已經結婚了！

問題摘要：

侵害配偶權案件的核心，在於「第三人是否明知或可得而知對方已婚」，而舉證責任原則上由受害配偶承擔，若證據不足，法院通常會採取對第三人有利的推定。因此，在此類案件中，原告應充分蒐集證據，例如通訊紀錄、社交媒體互動、共同友人證言等，才能增加勝訴的可能性。反之，若無法提出積極證據，單純以情緒與推測主張，敗訴的風險極高。換言之，法律的運作雖然有時顯得冷酷，卻是基於程序正義與舉證責任的基本原則，唯有透過充分證據，才能讓真相獲得法院的確認，並使侵害配偶權的責任得以有效追究。

律師回答：

在現行法律制度下，婚姻是一種受國家承認的身分關係，配偶雙方自辦理結婚登記後，即取得一系列的身分權利與義務，包括同居義務、忠實義務、相互扶養義務，以及財產制度上共同分擔與分享的責任，亦享有日常家事代理權等。所謂「配偶權」，本質上是一種人格權，係保障婚姻之排他性與忠實性，使夫妻能在法律與社會秩序的框架內，共同維持安定的婚姻生活。當配偶之一方與第三人發生性或情感上的不正當關係，即可能構成對於另一方配偶權的侵害，受害配偶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95條等侵權行為規定，請求加害人損害賠償，亦得依民法第1052條訴請離婚。

 

然而，實務運作中，侵害配偶權損害賠償訴訟最為關鍵的問題，在於「第三人是否明知或可得而知配偶已有婚姻關係」。因為若第三人確實不知情，法律上通常不會苛責於其，認為其未具侵權行為之故意或過失，此即為侵害配偶權訴訟中舉證責任與認定要件的核心。根據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原告對於自己所主張有利於勝訴的事實，應負舉證責任，換言之，若受害配偶主張第三人明知其配偶已婚，卻仍與其交往，則必須提出積極證據來證明該事實存在，例如社交媒體的公開資訊、第三人與配偶家人交往密切的事實、第三人曾經參與婚宴或公開活動、或其他可推定其知情的具體事證。若無充分證據，法院基於「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即可能判決原告敗訴。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知悉與否」屬於心理狀態，通常難以直接舉證，只能透過外部客觀情境或間接事證來推定，而在許多案例中，關鍵的證據可能掌握在配偶或第三人手中，導致原告陷入「證據情勢不明」的不利局面，因此，若能提出足以動搖法官心證的輔助事證，將成為影響結果的關鍵。

 

實務上，法院在判斷第三人是否知悉配偶已婚時，會考量其社交圈、與配偶交往的模式、是否曾在公開場合被介紹、是否有透過社群媒體顯示婚姻狀態等。例如，若配偶在臉書上已公開婚姻狀態，且有被標記為「老公」、「老婆」，一般而言，第三人若為社交媒體好友，理論上應有可能得知此事；但若第三人並未與配偶直接互動、或無法證明其實際有看到相關資訊，法院仍可能認定其未必知悉，因此不構成侵權。這也顯示，在數位時代下，社群媒體雖可能成為舉證的來源，但仍必須有確切的連結，否則僅以「應該知道」來主張，通常難以獲得法院支持。從責任判斷的角度，侵害配偶權涉及的「過失」標準，實務上多採「抽象輕過失」的衡量，即一般善良管理人於相同情況下應盡的注意義務程度。

 

換言之，若一個理性謹慎的人，在相同客觀情境下，應該能夠察覺對方已婚，卻仍然與其交往，則可能構成過失。然而，若當事人確實曾詢問並得到誤導性回應，或客觀上確實無從得知，則難以認定其有過失。在這樣的脈絡下，當第三人表示「不知道對方已婚」時，法院往往會要求原告提出積極證據來反駁，而非僅憑推測。至於受害配偶常抱怨「怎麼可能不知道」，在法院的嚴謹舉證標準下，若無具體證明，確實容易敗訴，這也是許多侵害配偶權訴訟失敗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雖然法律並未明文規定交往前有「查證義務」，但實務上為避免涉入侵害配偶權訴訟，建議在建立親密關係之前，仍應盡合理注意，例如透過共同朋友圈、公開社交媒體、甚至直接詢問來確認對方的婚姻狀態。

 

雖然「查看身分證」在日常戀愛中並不常見，但這卻是最直接的方式，因為依民法第982條，結婚必須依法登記方為有效，故身分證上之婚姻欄位具有公信力。若第三人完全未加查證，且有明顯跡象顯示對方可能已婚，卻仍選擇繼續交往，則法院可能認為其未盡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進而認定其有過失。從宏觀層面來看，隨著刑法第239條通姦罪於大法官釋字第791號解釋後失效，外遇行為已不再涉及刑事責任，法律對於婚姻忠誠的保障，轉而集中於民事層面的配偶權侵害損害賠償訴訟與離婚事由的判斷。

 

受害配偶若欲追究責任，必須更加重視舉證，並運用侵權行為法理與婚姻法上的請求權基礎來爭取救濟，而不是依賴刑事制裁。對第三人而言，則必須意識到與他人發展親密關係前若未謹慎確認對方婚姻狀態，可能承擔高額的民事賠償風險，這不僅是一種法律責任，更是一種道德與社會評價的負擔。

-家事-親屬-婚姻(侵害)-侵害配偶權(不正常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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