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選擇發生關係嗎？
問題摘要：
性不應是用來還債的貨幣，也不應是權勢者施壓的籌碼。任何以權力、金錢、地位或恩惠作為性交換的條件，都是對人性尊嚴的踐踏。刑罰雖是最後手段，但在面對權力結構與性剝削交織的現實中，它成為必要的防線。最重要的是，社會必須認識到，「能選擇」的真義在於自由意志，而非被迫屈從。只要存在壓力、恐懼、依附或債務束縛，所謂的「選擇」就不再是真正的選擇。法律的介入，不是要干涉私人關係，而是要確保在任何性行為發生前，每個人都能在平等、自由、無恐懼的狀態下作出決定。當社會能理解這一點，才能真正終結「賭債肉償」、「欠債作愛」這類扭曲人性的現象，讓性回歸尊嚴，讓法律回歸正義。
律師回答：
關於這個問題，法律不容許以任何形式的權勢、債務或交換為手段迫使他人發生性關係。當人們談及「賭債肉償」、「毒債肉償」或「欠債作愛」時，表面上似乎存在所謂「同意」，但從法律的觀點來看，這種同意往往缺乏自由意志的基礎，因此是無效或有瑕疵的同意。真正的「能選擇」必須建立在當事人沒有受到任何脅迫、威嚇、依附或經濟壓力的情況下，若性行為是出於債務關係的被迫、報恩、權勢支配或恐懼失去利益而發生，即屬違反性自主原則。刑法第228條的「利用權勢性交罪」與「利用權勢猥褻罪」，正是針對這種非典型的壓迫性行為所設。立法者認為，掌握權力者若利用監督、照護、教育、醫療或業務等關係而使他人屈從於性要求，即使未明言威脅，只要被害人出於心理壓力或依附感而無法拒絕，即已構成犯罪。
近年社會對於權勢性侵害之嚴重性的再認識，也試圖與刑法第221條強制性交罪（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接軌，使其法律地位與刑罰嚇阻力更加相稱。立法思維的轉變，來自於對性自主權侵害之本質的重新定位。性侵害犯罪的核心在於「違反他人性自主」，而非單純暴力的存在。
早在1999年刑法修正時，立法者即刪除「致使不能抗拒」之構成要件，改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及其他違反意願之方法」作為構成手段，明確以「意願」作為區分合法與非法性交的界線。也因此，在「欠債作愛」這種情況中，被害人若因債務壓力、經濟依附、或害怕債主報復而被迫發生性行為，即屬於「違反意願」的性行為。
即使被害人表面上同意，只要其同意不是基於自由而是基於畏懼或依賴，就構成違法行為。人口販運防制法第29條更進一步規範：「利用不當債務約束或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使人從事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若意圖營利者，刑度更提高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併科五百萬元以下罰金。此條文將「賭債肉償」明確定性為人口販運的一環，因為它剝奪債務人自主選擇的權利，使其以身償債。
行為人以經濟壓力作為控制手段，使債務人成為性剝削的對象，其惡行實與強制性交無異。司法實務亦指出，若債務人因經濟困窘、語言障礙、社會孤立或心理威脅而被迫屈從，即屬「利用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的行為，即使債務人未被拘禁或未明確拒絕，也不影響構成要件的成立。這種關係的本質並非雙方自由協商的「交易」，而是以債務為名的性壓迫。
性騷擾防治法也對權勢性騷擾作出明確規範。該法第2條指出：「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造成畏懼或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或生活者。」尤其在「權勢性騷擾」的部分，明定凡因教育、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類似關係而受監督、照護或指導之人，若遭利用權勢或機會進行性騷擾，依法可處六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
雖然這類案件屬行政處分，但其立法意旨與刑法第228條一致，均在防止權力的不當濫用與性自主的被迫喪失。被害人即便未遭強制性交，只要因權勢壓力而接受猥褻行為或性暗示，即可依法主張權利。換言之，不論是「權勢性交」或「權勢猥褻」，重點在於權力的不對等。被害人即使外觀上未抵抗、未拒絕，但只要其內心受制於權力壓迫或經濟恐懼，法律即認定其同意有瑕疵，行為人不能以「她答應」作為抗辯理由。司法實務上對於「能選擇」的判斷，採「實質自由意志」標準，而非「形式同意」標準。
法院在認定被害人是否真正自願時，會綜合考量被害人經濟狀況、社會地位、文化背景、債務壓力、權力結構及心理狀態等因素。若被害人因恐懼失去工作、失去經濟來源、或無法逃離債務關係而屈從，即屬性自主受到壓抑。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542號判決即指出，利用權勢性交罪之「權勢」，不以法律上監督關係為限，只要行為人能以社會、心理或經濟手段影響被害人之決定，即屬「實質權勢」。同時，該判決也強調，被害人外觀上之順從，不得作為自由同意之推論。這樣的見解說明為什麼「欠債作愛」不可能是自由的選擇。因為債務關係本身就存在權力不對等，債權人掌握經濟支配力，被害人在心理上早已處於從屬地位。若債務人成為性剝削的對象，這不僅是倫理問題，而是犯罪。
再從數據觀察，司法院統計自104年至108年間，刑法第228條第1項利用權勢性交罪平均每年僅8件、第2項利用權勢猥褻罪平均每年9件，顯見司法實務對此類案件的敏感度不足。許多被害人因羞恥、恐懼、或證據不足而選擇沉默，導致權勢性侵難以浮上檯面。事實上，這並不代表此類行為少見，而是因權力壓迫的結構性隱蔽，使得被害人無法被看見。
正因如此，婦女新知等團體主張提升刑度，以彰顯對被害人的保護與對權勢性侵的譴責，這樣的修法方向值得肯定。另一方面，社會上也出現所謂「積極同意」修法的討論，有人主張應要求被告提出證據證明被害人有明確、積極的同意，否則視為違反意願的性交。然而這樣的討論多流於誤解。實務上任何刑事案件的起點，均來自被害人的陳述，檢警仍需從事實脈絡、雙方互動、通訊紀錄、心理狀態與社會背景中綜合判斷是否違反意願，並非簡化成一句「有無積極同意」。
事實上，司法實務對於性侵害案件早已聚焦於「被害人性自主是否受侵害」的實質判斷，而非形式抗拒。被害人之沉默、僵化、或未明言拒絕，不表示同意；反之，行為人若掌握權力或以債務施壓，除非能證明關係出於真情、平等與自願，否則應負刑責。法律最終的目的是維護人之尊嚴與自由選擇的真實性。當性行為脫離自由意志，成為債務償還、利益交換、或權力支配的工具時，不論行為人如何包裝，都屬侵犯。
性不應是用來還債的貨幣，也不應是權勢者施壓的籌碼。任何以權力、金錢、地位或恩惠作為性交換的條件，都是對人性尊嚴的踐踏。刑罰雖是最後手段，但在面對權力結構與性剝削交織的現實中，它成為必要的防線。最重要的是，社會必須認識到，「能選擇」的真義在於自由意志，而非被迫屈從。只要存在壓力、恐懼、依附或債務束縛，所謂的「選擇」就不再是真正的選擇。法律的介入，不是要干涉私人關係，而是要確保在任何性行為發生前，每個人都能在平等、自由、無恐懼的狀態下作出決定。當社會能理解這一點，才能真正終結「賭債肉償」、「欠債作愛」這類扭曲人性的現象，讓性回歸尊嚴，讓法律回歸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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